企业里的人有各种头衔，总裁、总监、总工程师、会计、店长……每个人都扮演着他们的角色，每个人有不同的姿态和处理问题的不同角度。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风格，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挣快钱、有的挣慢钱、有的专注技术、有的专注市场……这也决定了不同企业的人有不同的观念和风格。

这看起来相当复杂，但是说到底，我们都是中国人（绝大多数），我们这一生都在被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观念、行为方式、人际交往、思考人生的方式、处理矛盾的方式等等，都必然按照中国人的套路去做，这不是我们能选择的，这是渗透到DNA编码里的。因此，这套适用于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必然要建立在中国文化这个基础上，没有了这个根基，再多科学推理、再多理论假设也站不住脚。

笔者可不敢去概括中国社会的文化特点，这太博大精深了，这里引用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观点。费孝通先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论。我们这里引用一些他书里的原话。

首先是关于“公”与“私”的讨论，这是中国人划分界限，处理问题的重要依据：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于是象格兰亨姆的公律，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

在讨论了中国人观念里“公”与“私”的问题后，费孝通先生把这样的观念引申到了中国人对于“家”的概念：

“从这些事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现在已成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哪一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

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线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那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模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作者注：‘阖第光临’是旧时用于邀请别人全家参加宴会或喜庆仪式的客套话。‘阖第’，敬辞，称对方全家），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家”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组成单元。不但如此，中国人在为人处世、人际关系、道德伦理上也以“家”的概念为基础延伸出了整个社会格局（即在一个社会中，不同人是如何组成在一起的，从而构成了社会结构，比如以宗教团体的方式、以社团的方式、以家庭的方式等等）：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进而，费孝通先生描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

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时，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进形式，把群、己的界线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 　　

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大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其实当西洋的外交家在国际会议里为了自己国家争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和别国合法利益时，也是这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象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真是入木三分，从“差序格局”理论中我们能一窥中国社会环境的本质。但是有的读者会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提这些老黄历，现在的趋势是全球一体化，国家和民族的界限逐渐打破，人类文明走向融合；现在是信息化时代，网络无处不在，手机、PAD人手一个，信息和文化的传播不受限制……”。是的，经济和技术的进步的确带来了文化和观念的变革，但是我们骨子里的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改变。

人际关系中，“自己人”和“外人”还是分得很清楚。最典型的例子是结婚给红包，给新人红包的数额与关系的亲疏远近直接相关，从最近的亲戚、最好的朋友、到同学、同事、普通的朋友，数额是逐级递减的。参加婚礼前，所有人也会掂量一下与新人的亲疏程度，再打听一下同等亲疏程度的别人给多少，给多了自己亏，给少了说不过去。在工作场所何尝不是这样，互不相识的同事之间攀谈，会问及籍贯、毕业学校、过去的履历等，如果发现是同乡、同学，那关系立刻就近了很多，以后相互关照是肯定少不了的。如果谁不按照这样的规则行事，对一个圈子里的“自己人”没有特殊关照、特别对待的话，别人会在私下说这个人不通情理，不会做人，所有人都会疏远这样的异类。其实“老乡、同学”以前也并不认识，并不了解，瞬间产生的关系改变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几千年来未曾改变的文化观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