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对于“兵”即国家武装力量的观点，体现在这一句：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后面连用“四勿”来突出“果而已矣”。什么是“果”呢？顾名思义，是指好的结果，在老子思想里，好的结果大致就是这些：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太平，没有战争）；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大邦与小邦各得其欲，相安无事，和平无争）；小邦寡民。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尊重多样性，人民安居乐俗，生活幸福）；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腹不为目（天下富足）。天下、邦国、人民，都“安平泰”，这就是老子所要的“果”。

“兵”这种邦国的“司杀者”（军事力量），它并不是追求实现自己（有组织暴力）的最大利益（杀戮与抢劫），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暴力的最大限度的应用”，而是要服从“道”，也就是军事力量要为人民福祉、国家安全、世界和平服务，要“道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天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暴力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杀戮，无休无止。

这样的时代，在中国的五胡十六国（316—439年）、南北朝（420年—589年）、五代十国（907年—979年）等最混乱的杀戮，以及历次改朝换代的杀戮，都出现过，不杀到最后杀不动即出现一个剿灭其他军事集团的“雄主”，都无法停止。暴力除了自己毁灭，本身是没有边界的。

由此可以看到，对于有组织暴力，必须有更高的规则给予制约。上古的制约是所谓的天、德、民心，到老子则第一次提出要“以道佐人主”，即“以道统兵”“以道用兵”，而不是让暴力无限制、无规则地任意肆虐——张献忠式的杀戮，还有前述三次大动乱时代的多个胡汉小政权的杀戮，都到了反人类的地步。

如果沿着老子的“以道治邦”“以道统兵”，是可以逻辑地发展出一个“大宪章”式的“天下之道”，即宪法性的典章。从老子提出“道”这个思想种子，却没有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结出其逻辑之果，反映了中国思想的内在缺陷，但另一方面，也与老子之后，中国历史文献的缺失有关。

周代的礼制，最早是记录在《周志》《周书》《军志》等（《左传》里出现的文献名称，皆失传）这一类的周王朝文献里，东周之后，这些王朝典章流落到诸侯国，但王子朝之乱（前519—505年），洛阳的周王室文献或焚于动乱，或被王子朝带往南逃，不知所踪。

王子朝最后带周王室典章逃出洛阳的时候，老子65岁，不管老子是否在王子朝时代在“周收藏室之史”的职位上，王子朝兵败后带周守藏室文献南逃，是对周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典章的致命损失。后来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才将鲁国文献即孔子门人及其再传门徒的撰述记录文献，成为中国历史留存的记录。

孔子也好，鲁国历史记录也好，其实并不是春秋时代真正的主流文献，孔子及其弟子掌握的文献，在当时来说，属于典型的“民间文献”。孔子及儒家的历史价值，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才在秦汉之后占据中国典章进而中国思想的主流地位。现代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献，尤其是西汉之前的出土竹简（郭店竹简、里耶秦简等）的历史价值，部分填补这一段历史文献毁灭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