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P.254）睡是睡不着了，因为我一早还要起来，赶去监狱让其他同伴获释。早上7点我赶到监狱。狱长已经接到电话通知，正在等着我。不到一个小时，狱方就释放了所有非暴力抵抗犯。协会主席和其他同胞也赶来相迎，我们一道从监狱赶到会场，召开第二次大会。当天和接下来的好几天，我们一边忙着庆祝，一边忙着做侨民的思想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更清楚了和解协议意味着什么，但与此同时，误解也越来越深。上文已交代过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现在误解围绕的是我们给史沫兹将军写的信。针对这封信的各种反对之声让我感到非常为难，远远超过了斗争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斗争期间，我们的困难都出在我们与对手的关系上，都很好克服，因为那时所有的内讧都被压下去了，或者是因为面临共同的危难变得无足轻重。可等到斗争结束，内部猜忌就再度粉墨登场：（P.255）每次我们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完与对手之间的分歧，就有很多人随意地在鸡蛋里挑骨头。在民主的团体里，无论是谁提出问题，无论问题大小，都要对其做出满意的答复，这才符合民主之道。由应对朋友间各种误解、纠纷领悟到的教训极为宝贵，这是在与对手的斗争中怎么也学不到的。与对手斗智斗勇会让人极度兴奋、斗志昂扬，但与朋友产生误解或分歧却极为痛苦，因为朋友间本不该如此。可正是这种情况才最考验人的毅力。这也是我的经历，而我相信正是通过这些严峻的考验我才有了最大的精神收获。非暴力抵抗斗争仍在进行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真正懂得斗争的本质，但整个和解过程以及和解后的发展让他们彻底悟到何谓非暴力。最后坚决反对和解的只有帕坦人，其他人都没有受到影响。

很快，亚裔人士户籍管理员依照新的自愿安排准备签发登记证。在与非暴力抵抗者磋商之后，政府已彻底更改证件的格式。（P.256）

1908年2月10日上午，我们几位领导做好去办登记证的准备。我们已让侨团意识到，必须排除万难完成登记。领导们也一致认为应在登记日率先垂范，免得其他人不好意思，也为了考察办证官员接待是否有礼，约略留心各项安排是否妥当。

当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也是非暴力抵抗协会办公室，——我看到米尔·阿兰（Mir Alam）和其他几个人已在外面站着。米尔·阿兰是我的一位老客户，经常就自己各项业务征询我的意见。德兰士瓦很多帕坦人雇用劳工用稻草或椰壳纤维编垫子，然后以高价出售，米尔·阿兰做的就是这个生意。他身高六英尺，身形魁梧。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守在办公室门外不进去，看到我，他也不像往常那样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和他打招呼，他才回的我。我的问候和往常一样，“您好啊！”记得他回了句“挺好的”，只是与往日不同的是，脸上毫无笑容。留意到他目光愤怒，（P.257）我觉得要出事，于是暗加小心，进了办公室。协会主席尤瑟夫·米安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到后，我们就动身前往亚裔人管理办公室。米尔·阿兰和他的同伴就跟着我们。

登记办公室设在冯·布兰迪斯广场（Von Brandis Square），离我的办公室不到一英里，要穿过几条大马路才到。我们走到冯·布兰迪斯大街，再走三分钟就到登记办公室了。路过阿诺特和吉布森公司（Messrs Arnot & Gibson）的时候，米尔·阿兰突然冲上来问我：“你们这是去哪儿？”

“去办理登记证，按手印啊，”我答道，“要是你们一起去，我会先帮你们办证，但你们只用按两个大拇指的手印。办好你们的再办我自己的，不过我会按十个手印。”

我还没说完，后脑勺就狠狠地挨了一棍子。我只喊了一句“啊——，罗摩——”（意为：神啊！），就昏过去，人事不省。可是米尔·阿兰一群人继续对我拳打脚踢，尤瑟夫·米安和谭比·奈杜拦下几个，结果自己也成了攻击的对象。现场的骚动引来了一些过路的欧洲人。米尔·阿兰一伙儿想逃，（P.258）但被围观的欧洲人拿下。这时警察也赶来，将他们扣下来。我被人抬到吉布森先生的办公室。等我恢复知觉睁开眼，看到多克先生（Mr. Dork）俯身看着我，“您觉得怎样？”他问道。

“还好，”我答道，“就是牙齿和肋骨疼。米尔·阿兰呢？”

“警察把他和其他人都抓起来了。”

“得把他们放了。”

“行行行。但您这会儿还躺在生人的办公室里，嘴上脸上都破了。警察想送您去医院，不过如果您愿意到舍下，我太太和我会尽心照料您的。”

“好，就带我去您府上吧。请替我谢谢警察的好意，和他们说我更愿意去您那儿。”

亚裔登记处的切姆尼先生（Mr. Chamney）也赶到现场。大家用担架把我抬到好心的多克先生位于斯密斯街的住所，还请来一位医生。其间我对切姆尼先生说：“本来我是要去您办公室，提供十个手指的指纹，想头一个办好登记证，不料神另有安排。不过我希望您这会儿能马上把材料拿过来，让我登记。希望您不让别人抢在我头里登记。”（P.259）

“干吗这么着急啊？”切姆尼先生问我。“医生马上就到。请您还是卧床休养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给其他人签发证件，但会把您的名字列在办证人名单的第一位。”

“这不行，”我急了，“我发过誓，只要自己活着，只要神恩准，我就要第一个办证。所以还是请您马上把材料拿到这儿来。”

听我这么说，切姆尼先生就动身去拿材料了。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给检察总长发份电报，告知我不会以伤害罪起诉米尔·阿兰他们，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他们被起诉，还希望有我求情，能把他们都放出来。但是约翰内斯堡市的欧洲人也给检查总长去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对伤人者严惩不贷。他们表示，无论甘地对这些罪犯的惩处有何意见，南非都容不下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虽然甘地本人可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但此伤人事件发生在大马路上，而非私人场所，所以应被视为公然犯罪行为。有几名英国人还可以为此作证。应此呼吁，检察总长后来重新下令逮捕米尔·阿兰和他的一名同伴，两人被判处三个月苦役监禁。（P.260）不过法院并未传我出庭作证。

让我们还是先回到我的病房吧。切姆尼先生离开后，斯维茨医生（Dr. Thwaites）走了进来。他先检查了一下我的伤势，然后缝合好我脸上和上唇的伤口，再开了点药用来敷在我的肋骨上，还让我只进流食。我嘴上被缝了针，只得一言不发。最后医生说我的伤都不算重，一周后就可下床正常活动，只是在两个多月内必须注意，不要干重活。说完他就走了。

就这样，我无法开口说话，但手还是能动。于是我给侨团写了一封信，托协会主席送去登报。信的内容如下：

“在多克夫妇悉心照料下，我一切皆好，不日即可重返工作岗位。”

“那些伤我之人并非有意而为，他们实是误以为我所行之事不当，不得以方诉诸暴力。故我请求诸位勿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

“有鉴于伤我之人为穆斯林，印度教徒或甚感不快。但如此一来，（P.261）他们将愧对世人，愧对神灵。我虔心祈祷：唯愿我今日挥洒之热血让两派教众紧密团结。求神许我此愿。”

“无论是否遇袭，我的忠告始终不变：大多数亚裔人都应提供指纹。确因道义缘故而无法如此行事者，政府会予以豁免。我们若再得寸进尺，只会显得幼稚无理。”

“除了敬畏神，真正领悟非暴力抵抗真谛者无所畏惧。故头脑清醒的印度人不会因胆小怕事而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我们主动登记的前提下，政府已承诺废除《法令》。因此，全力协助政府，协助殖民地是每位正派印度人的神圣职责。”

切姆尼先生带来了材料，我强忍疼痛按上十指的指纹。当时我看到切姆尼先生的眼里泛着泪光。之前我总是对他严词以待，但那一刻我看到有的事会让人心肠变软。

读者不用想也知道，这一切花了不少时间。多克先生和他的贤妻急着让我安心静养，看到我挨了打还劳心费神，甚是心疼，（P.262）生怕有碍我的康复。所以他们打手势或用其他方法把所有人都从我床边赶走，叫我什么也别写，什么也别做，但我还是请他们让我先写好那篇登报的短文。为了让我卧床静养，多克夫妇让女儿奥丽芙唱歌给我听。那时奥丽芙还是个小姑娘呢，她唱了首我最喜欢的英文赞美诗《主引领慈爱之光》。多克先生看得欢喜，也就微笑着答应了我写短文的请求。他给奥丽芙打了个手势，让她站在门口，低声唱着赞美诗。行笔至此，当日场景浮现眼前，耳边也再次响起小奥丽芙悦耳的歌声。

在本章收笔之前，我还要回忆一段往事，尽管读者多半和我一样都认为本章很多内容无关宏旨，但这段回忆太珍贵，不能不提。我要说说多克一家对我的帮助。但我该从何说起呢？

当时46岁的约瑟夫·多克先生是名浸礼会牧师，先后在新西兰、南非传教。还在我这次挨打半年前，他第一次到我办公室，给我递了张名片。当时看到名片上的“牧师”头衔，我还以为他和其他神职人员一样，不是来劝我改信基督教，就是来劝我放弃斗争，或者趾高气扬地表达对我们运动的同情。（P.263）但多克先生进来后，不过寥寥数语就让我为自己的误判而暗自惭愧。我发现，他对关于我们运动的报道了如指掌。他对我说：“在你们的抗争中，请视我为友。我认为对你们尽力相助是我的宗教义务。从耶稣的一生我学到，人应当替他人分担痛苦，减轻他人肩上的重负。”就这样我们相识相知，彼此的情谊与日俱增。本书还会多次提到多克先生的大名，在描述多克一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料之前，很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多克先生。

多克一家人不分昼夜地照料我。我在他们家疗伤期间，那儿简直就成了商队驿站。印度人都涌到这里询问我的病情，等医生允许探病后，大家都跑来探望我，下至提着篮子满身尘土毕恭毕敬的小贩，上至德兰士瓦英属印度人协会主席。不管谁来，多克先生都在客厅热情款待，（P.264）一视同仁。我一日不走，多克一家就一直忙个不停，不是照顾我，就是招呼成百上千来探病的客人。连晚上多克先生也会两三次起夜，悄悄看看我情况如何。在如此热心好客的人家里，我丝毫未感到自己是个客人，就算是我至亲的人也不可能做得更好。

但大家可别认为多克先生如此公开支持印度人抗争和收留我，就没有任何压力。多克先生主持一家浸礼教会，生计有赖于英国教众捐助，然而教众们并非个个思想开明，他们基本上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厌恶印度人。可多克先生丝毫不为所动。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曾与他讨论过这个敏感的问题。他的原话是：“我亲爱的朋友，您对耶稣的宗教怎么看？我自称为耶稣的谦卑追随者，因祂为了心中的信仰，为了对世人的大爱，欣然背负十字架。我公开支持你们的抗争，您担心我会因此受欧洲人惩罚，但我若全心渴望效仿耶稣，就必得如此。（P.265）而欧洲人若因此弃我而去，我也毫无怨言。确实，我的生计有赖于他们，但您切莫以为我是为了糊口才与他们打交道，也不要认为他们可以主宰我。我的主宰是上帝；他们不过是上帝全能意愿的手段。在我与他们的关系中，一条不成文的前提条件就是，他们不得干预我的信仰自由。所以请您别再为我担忧。在这场抗争中我选择与您比肩而立，并非是要施惠于印度人，而是我的职责所在。而且，我已和主任牧师就此充分讨论过此事。我很和气地告之，如果他不赞同我与印度人的关系，可以批准我引退，另请高明。但主任牧师不但让我不要自寻烦恼，甚至还鼓励我。所以您也不要以为，欧洲人全都憎恨你们印度人。您可以不清楚有多少欧洲人在默默地同情你们的苦难，但您得承认，身处其中的我可是一清二楚的。”

听了他这么贴心的解释，我就再没提起此事。后来，非暴力抵抗运动结束之前，多克先生就在罗德西亚服侍期间过世了。浸礼会教徒在教堂集会哀悼，（P.266）还邀请包括卡查理亚先生和我在内的几位印度人出席，让我在追思会上致辞。

休养了大约十来天，我恢复得差不多了，已能自由走动，就向虔诚善良的多克一家辞行。分手之时，大家都是依依不舍，两下神伤。（P.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