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这个问题相当严肃，并不好回答。在韦伯（Max Weber）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此做了长篇论述，在此简单摘录几句：

“天职的概念表达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这一教义拒斥天主教将伦理划分为命令（praecepta）和忠告（consilia）的做法。过取悦上帝的生活的唯一方式因此变成：修道士所实践的从现世的禁欲式退隐，和这一禁欲主义所隐含的对现实日常生活常规道德的明确超越，现在被代之以现世的工作。……路德以日益高涨的热情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对现世职责的履行构成了取悦上帝的唯一方式。这一履行，而且唯有这一履行，是上帝的意志。因此，每一种许可的天职在上帝面前都具有绝对同样的效能。”

德语中的“Beruf”、英语中的“Calling”，中文翻译过来叫“天职”，这个词在西方指的是“上帝赋予人的职责”。韦伯认为，对于基督教新教，现世的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职责。正是这种宗教伦理，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要素。

对于中国人来讲，工作又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这与儒家的教化分不开，儒家的基本教义是“有为”、“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深通中国文化的作家林语堂认为，儒家是中国人的“工作姿态”，而道家是中国人的“游戏姿态”。儒家的背后是人性的本源——人需要在有为的过程之中寻找存在的感受、寻找生命的真谛。

举个例子，有一些人辞职移民去加拿大、澳洲，本意是在积蓄的支撑下从此安稳过寓公的生活。可几个月过后，多数人就开始想办法找工作，继续过原来朝九晚五的生活，原因何在呢？

按照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使有足够的钱，不需要用工作所得获得存活之资，你也需要在工作中收获归属感、获得别人的认同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休闲和娱乐无法提供的。

在拙著《认知学习》中，详细阐述了唯有在工作中，才能凝结出来一些能够超越时间的东西，我们方能藉此获得大平静和大喜悦。

在各类文字中，庄子描绘得最为生动：“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即使是一个杀牛的屠户，也能籍由自身的工作达成至高的成就和内心的满足。

最终，我们可以说，工作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它是人用来界定自己的价值、衡量自己的价值和发展自己价值的一种方法。“如果不工作的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精神和身体的崩溃瓦解。”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像IBM那样放开对人的束缚，让员工有足够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价值，使工作能够获得更高的绩效。实际上，工人对于技术改进相当感兴趣，也有足够的能力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过，如果是在计件工资的前提下，他们不会这么去做，因为他们为此会遭到身边同事的批评、行政当局会因此提升他们的标准工时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