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制度是最能考验老皇帝的一道坎，理想是英明神武，现实却差强人意。

不论是公司还是王朝，能否传承久远向来是创始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与欧洲相比，一个明显的不同是王朝更迭的差别极大。在官方，春秋时代就有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在民间，不知起于何时的“富不过三代”民谚流传极广。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到“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唱词，无不充满了对世事无常、兴衰更替的感叹。回顾历史上的“二代”问题，也许能够使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在讨论二代问题之前，先要弄清两种二代的区别。第一种是血缘造就的二代，第二种是竞争产生的二代。说通俗一点，君主二代是前者，宰相二代是后者。对这两种二代的区别，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已经有深刻的揭示。有些领域必须排除竞争，否则就会动乱不已甚至血流成河，所以只好天定；有些领域则适宜恰当的竞争，否则就会能力低下乃至尸位素餐，所以就要选贤。简单说，王国维论证了二代问题上的“天人之分”：嫡长子继承制属于天定，天定就可以排除竞争；而治理国家需要才干，才干则要靠人为的选贤任能；二者的区别相当于当今所说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就以大名鼎鼎的姜太公来说，在齐国是所有者，所以是以排除竞争的分封方式确立继承人的；但在周天子身边是辅政者，所以是以选贤方式拔擢替代者的。古代经理人的二代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主要取决于如何选拔，更多地受制于董事会，暂且不论。本文涉及的二代，限定在皇帝二代上。况且古代并无严格的两权分离，皇帝往往是兼董事长与总经理于一身的总裁，因而不算离题。

二代传承还需要确定代际基准。一般来说，开国皇帝作为一代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多代传承之间，有些中间的传承人，其典型意义不亚于开国皇帝的父子传承，凡是史书标榜有“中兴”或者“再造”之功的，即属此类。为了讨论方便，本文以开国皇帝的父子传承为主，仅仅在需要对照论述时加以适当扩展。惟有大规模变革往往在王朝中后期进行，所以二代的变革考察不以开国皇帝的传承为限。

二代的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代如何交班。对此，历史上的皇帝没有不重视的。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天下，满怀信心要将江山传至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却没有想到自己死后赵高与李斯合谋立了胡亥，最终秦朝二世而亡。汉得天下，视秦朝的短命原因在于没有提前预立太子，并以此为教训健全了太子制度。此后，历朝历代，都视太子制度为国家根本，一直到清朝才有所变化。

从汉到明，预立太子并不完全取决于皇帝意愿，为了避免因为皇帝好恶引发继承动荡，即便是皇帝，也要基本遵照“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则。然而，这种规则优先的做法，难免使皇帝有时对所立的太子不大满意，而且在事实上也有可能让晋惠帝那样的白痴接班。所以，总有皇帝想挑战这一规则。从汉高祖刘邦打算以赵王如意替换刘盈起，历朝在太子废立上都充满了可以拍出悬疑片的惊险情节，一直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争国本”，坚守规则信念的大臣们，以性命相争，同时也以万历皇帝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为代价，保证了立太子的规则不被打破。不过，这种依靠血统和生母身份、出生先后的排序方式所确定的太子，不少缺乏胜任总裁的能力，有的还有重大缺陷。像南宋孝宗立的光宗就有神经病。到了明朝，多数太子即位后都乏善可陈，有的喜欢当将军，有的喜欢做生意，还有爱好木工手艺乃至迷恋春药秘戏的，唯独缺少合格的国家元首。到了清朝，太子的废立成为折磨康熙皇帝的头痛事，雍正顺势把预立太子制改为密建皇储制，使这一问题有所改善。

任何一个皇帝，都希望二代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在太子的养育上无不极其重视。从汉代到明代，精选师傅，规范礼仪，指定读本，设置机构，安排陪读陪练，从上课到举止，从知识到行为，对太子加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力求塑造出理想的接班人，有时还会让太子监国，以增长其实际经验，磨炼其理政才干。平心而论，这种教育和培养能够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然而，由于太子的特殊地位，特别是为了防范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的担忧（例如，以宋太宗之智商，竟然在得知官民称颂太子时也感到不自在，向宰相寇准发出“四海心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的感叹，可见一斑）。从汉到明，培养太子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差劲。历代儒臣在赞扬太子“天生睿智”之时，下意识层面却表达出了优秀接班人并非人为培养的而是自然形成的逻辑。

为了弥补太子制度的不足，历代又形成了相应的一些辅佐方法，例如太后听政，先帝临终前指定顾命大臣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处于两难之中：不是架空了皇帝，就是催生出母子冲突或者君臣冲突。当皇帝无力行使权力时，这些措施确有必要；而皇帝胜任时，这些措施不仅多馀甚至有害。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老皇帝总希望小皇帝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他总是希望太子能够像自己。皇帝与太子的种种矛盾，通常都与“肖”与“不肖”有关，废立之意往往由此而起。这种氛围，不是打磨掉太子的棱角，就是养育出作秀的演技，还有可能因压抑而滋生出暗藏的叛逆心理。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古代的帝位继承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即便是相当有魄力的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如果接二连三受挫，他的锐气也会消磨殆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求接替者出类拔萃，只求最高权力能够平稳过渡，不出现政局动荡就是最大的成功。而这种平稳交接，又可增加沿着既定方向走下去的概率。久而久之，试图培养圣贤的方略，到最后不过是力求接班人能达到看得过眼的智能；教育太子的举措，到最后不过是希望他能掌握基本的常识；指向明君的训练，到最后不过是祝愿他不至于过分昏庸。由此推论，各种制度，从制定初衷到实际推行，往往差距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