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的创教人王重阳（1112－1170），京兆咸阳（今陕西咸阳）人，道号重阳子。大定七年（1167）去山东，先后收录马钰、谭处端、王处一、郝璘、丘处机、孙不二、刘处玄为弟子，创立了全真道。其《重阳立教十五论》对全真道的立教宗旨、修持方法作了阐述。它和金丹南宗一样，主张性、命双修，但南宗以修命为首，全真则以修性为首。道教所谓“性”，指神；所谓“命”，指气。修性，即炼神修心，使精神纯粹不杂，静一不变，智慧高超；修命，即炼气修身，积精累气，使身体脱胎换骨，长生永固。性命双修，则指精神修养和生理训练、身体锻炼结合起来，既纯化心灵，提高精神境界，又强健体魄，延长寿命。在长生成仙问题上，它不尚符箓，反对黄白之术，反对追求肉体不灭和所谓“轻举飞升”，主张“了达性命”，以“全精、全气、全神”为成仙证真的最高境界；强调道士必须出家住庵，不准有妻室；倡导三教合一等。可以看出，全真道的这些主张，和过去的道派主张符箓、烧炼、章醮、“轻举飞升”等明显不同，强调内在心性修养和觉悟，增加了道教修养方法论中的人文理性成分，是道教在教理教义、修炼方法等方面的重大改革。王重阳去世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相继出任教主，进一步推动了全真道的发展。

由于蒙元统治者先后对北方的全真道、南方的天师道进行扶持、拉拢和利用，到元朝时，全真道在江南，天师道在北方都有迅速发展。其它各派则逐渐与这两派融合，符箓各派融入天师道以后，统称正一派。这样，元朝中、后期的道教就形成了以正一道（以符箓为主）和全真道（以内丹修炼为主）两大派为主导的格局，并在明朝以后继续流传。道教内部各派互相融合的同时，道教与儒、释二教也进一步融会，在道教的教理教义方面，以内丹学说为主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全真道在元朝盛极一时，这和它的教主丘处机见重于元太祖成吉思汗有重要关系。丘处机大力发展道徒，大量修建宫观，并凭借全真道一派的力量重修《道藏》，丘处机自己还著有《大丹直指》、《鸣道集》、《摄生消息论》等，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全真道的理论。

明朝官方支持的主要是正一道。明太祖朱元璋《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说：“道有正一，有全真”，但他认为正一道“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而全真则“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273。所以正一道在明朝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荣，成为道教的代表。明朝正一道的历代天师，都享受统治者优渥的待遇，代代袭封大真人号，掌管天下道教，而且还把国家祈祀大典交与天师主持，为天师擢官晋爵，建宫观府第，皇帝亲自为其选择婚配，享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但正一道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却发挥甚少，只是编修了《正统道藏》5305卷、《万历续道藏》180卷，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道教资料。

明代全真道最活跃的地方是湖北武当山。早在金代时，马钰的再传弟子吉志通就活动于武当山。随着元世祖忽必烈统一江南，全真道开始大举向南传播，武当山地处南北要冲，因而成为全真道南传的基地。全真道的鲁大宥、汪真常以及鲁大宥的弟子张守清，均是当时武当山的著名道士。在他们的努力下，武当山的紫霄宫、五龙宫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进入明朝，由于皇帝钦慕全真“隐仙”张三丰，明成祖崇奉玄天上帝，于是大修武当宫观，为武当全真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在明代的武当山地区，也有清微、神霄、正一诸道教派别在活动，而且全真派道士也兼行清微、神霄雷法，也会打醮设斋，而符箓派道士也吸收全真内炼之学。

从明朝后期到清代、民国期间，道教的政治地位逐步下降，教理教义少有创新，教团组织日渐分散缩小，宫观日趋破败，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有学者分析道教衰落的原因274，认为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因素逐渐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天崩地解”时代。道教的原有教理教义适应于旧的封建制度，有较强的保守性；面对社会大变动的形势，当时道教的一些上层人士却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对道教进行必要的革新，反而利用统治者的恩宠，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比如，正一道第46代天师张元吉，“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275如此，明朝中叶以后的道教，不能不随着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明末清初，统治者对道教的防范和约束甚严，而且不断贬低道教首领的社会地位，多方限制其活动。在内外交困中，道教走向衰落也有必然性。

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作为民间通俗形式或民间秘密组织形式的道教仍然非常活跃，道教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六讲思考题

一、道家和道教的异同。

二、道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精致化、上层化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