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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为
（一）道德与利益可以统一
企业是一种功利性组织，并不意味着做企业可以不讲道德与道义。
自古以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轻商贱利的传统。中国有“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的说法，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人们之所以轻视商业，是因为他们认为道德与利益相冲突，二者不可得兼。道德与利益真的不能兼顾吗？
涩泽荣一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
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他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改变轻商贱利的传统观念。
在书中，涩泽荣一将《论语》和“算盘”统一起来，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学说。他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讲信用。他这样论述“公与私”的关系，所谓公益与私利本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涩泽荣一将道德与利益统一起来，对后世的日本企业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稻盛和夫是当代最富传奇色彩的日本企业家，他一生曾缔造过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其经营之道广受中、日企业家推崇。稻盛先生毕业于鹿儿岛大学工学系应用化学专业，学习的是与药物学相关的有机化学，他的第一份工作则是从事陶瓷和绝缘体的研究，这属于无机化学的范畴。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经营管理知识背景的经营管理大师，在日本被誉为“经营之圣”。
1959年，27岁的稻盛和夫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时对经营知识一无所知。他这样回顾创业之初的心路历程：“当时并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对经济知识和企业会计更是一窍不通。然而，一旦开始开展事业，我这样无知的人就将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必须作出判断的问题。我的公司是一个只有28名员工的小公司，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断涌来，需要我决定：这件事情怎么办？那个事情如何搞？我即便是没有经营的知识和经验，但作为经营者，却必须对员工的提问作出判断，而判断的基准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是让人烦恼了很久的问题。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个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散架的小摊子，如果自己的一个判断失误，公司就会瓦解。一想到此，我就担心得数夜不能入眠。”
后来，经过很漫长的思考，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他想：“既然对于经营我一无所知，那么不如回到原点。”是非、善恶、公平、正义、诚实、博爱，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孩提时代父母和老师天天在教导的道理。自己虽然不懂得经营的道理，但做人的常识还是知道的。如果以此作判断基准的话，那么他是清楚的，也是能够掌握的。自此，他把“作为人，何谓正确”当作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他将从这一判断基准引发的思考，不断地记录到笔记本上，日积月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经营哲学。
稻盛和夫把“作为人，何谓正确”当作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日积月累形成了
自己的一套经营哲学。
稻盛和夫认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判断标准。一个是按照‘得’、‘失’来进行判断，另一个是按照‘善’、‘恶’来进行判断。我的判断标准，不是按照得失，而是按照善恶。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准，我是基于这个标准来开展我的工作的。”他在总结一生的经验教训时说：“现在回想起来，不是依据经营的经验和知识，而是以这种最基本的伦理观、道德律为基础去从事经营活动，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在他看来，良知和道德是经营管理决策的终极依据。
在中国人潜意识深处，道德与利益好像总是相互冲突的，不能兼顾的。似乎是做好事就一定会吃亏、受损失，做坏事就一定可以沾便宜、得好处。但事实上，道德、智慧和利益在绝多数情况下是高度统一的。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即力量。但苏格拉底也曾说，知识是美德，智慧即至善。有大智慧的人不会做错事，更不会干坏事，并且总能建功立业，成就大事。
（二）做企业不同于做生意
当然，做企业又不同于简单的经商或做生意，企业家也不同于生意人或个体户。
经商或做生意的核心命题是找到贱买贵卖或者说价格差的机会。所以成功的商人都擅长揣度人的心理以进行逆向操作，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或“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做企业的本质使命则是要把市场或顾客创造出来。这就要布一个很大的“局儿”或者做一个很大的铺垫，以突破各种市场障碍，从而奠定与顾客持续进行交易的基础。同时还要建立竞争壁垒，以使竞争对手无法模仿，不然经营活动就难以持续。这一过程可以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或“前人种祸，后人遭殃”来形容。所以，做生意更多地关注“一次性地赚点钱”，而做企业则要“连续不断地赚钱”。
个体户是一个人赚钱，而企业家则是带领一群人赚钱。对于生意人或个体户来说，“做什么”、“怎么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无需让别人知道。对于工商企业来说，“干什么”、“怎么干”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说法；这套完整的说法，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称之为“事业理论”（The Theory of the Business）。企业家不但自己要深入思考企业的事业理论，而且要向组织成员详细解释企业的事业理论。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员的意志，形成上下一致的步调；才能统筹前后的行动，不致出现“自己的脚绊了自己的腿”的现象。
生意人的信条是“什么赚钱干什么”，他“一段时间只能从事一笔买卖，而在从事另一笔买卖以前必须把前一笔买卖完全清理掉”。企业需要超越一个人抑或一代人的生命局限，它必须“把资源投入到一个无限长期的未来”。企业的今天既是它昨天发展的结果，但它又要承担为明天发展打下更坚实基础的义务。因此，生意人如同到处寻找猎物的猎人，他是机会导向的。企业家如同春耕夏耘期盼秋收冬藏的农民，他是战略导向的。
（三）企业人也绝非经济人
经济学把人视作经济人，认为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都是经济人，那么人的个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经济学在把人的个性抽象掉之后，把人都归结为劳动者，进而把他与土地、资本并列、并称为生产要素。经济学是见物不见人的一门学科。
近代会计学曾把人视为成本或资本，近代的管理学也曾把人视作资源或资产，于是就有了人力成本、人力资本、人力资源以及人力资产的概念。这些学科唯独没有拿人当作人。既然你不拿别人当作人，别人也就不可能拿你的事当作事，所以就会有“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儿”的事发生，于是就有了福特式的抱怨：“本来只想雇一双手，每次来的都是一个人！”
其实，人的本质只能用“人”来表达，或者说他主要是社会人。是“人”，他就不可能是“物”，其他的表述诸如生产要素抑或资本、资源或资产等都是片面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人不仅有利己的需要，而且也有利他的需要。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而且也有精神需要。人不仅是自然人、经济人，而且也是社会人。很显然，仅靠经济利益刺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还有情谊、公平和成就的需要。松下幸之助说得好，工作不只是为了挣取那份工资，也是为了挣取一份人情义理。
中国二千多年前的先哲孟子对于人心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有一段话：“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嘴巴对于味道，有相同的嗜好；耳朵对于声音，有相同的听觉；眼睛对于颜色，有相同的美感。一说到心，难道就偏偏没有相同的地方了吗？心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道理，在义行。孟子坚信，追求真理、道义是人心中共有的东西。
（四）企业也是一种道义性组织
卢作孚是中国近代实业巨子、民生实业公司创办人，他曾这样定位自己的企业：“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说：“只有能将义旗举起来的人，才称得上是企业家。这里的‘义’，也就是办企业的终极意义。”不讲道德的企业终将被社会抛弃，不讲道义的企业也难以凝聚人心，一群乌合之众、一帮蝇营狗苟之徒绝对成就不了伟大的企业！
人有多面性，企业也有多面性，把它们归结为一面，在理论上会导致偏颇，在实践中会招致碰壁。在企业内部成员之间，除了经济利益，也是有道义存在的；在企业的现在与未来之间，除了赚取利润，也还有原则存在的。企业不仅是一种功利性组织，而且也是一种道义性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