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八说”出自《八说》篇，指危乱国家的八种言行，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八种价值取向，韩非子认为这些价值取向对国家是有很大危害的。以今日观点来看，基本上同样存在类似读《八说》进一步强化了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公”是韩非子价值观的至高准则。虽然韩非子常从“公”的立场延伸出一些过分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公”的标准也扮演了一个“照妖镜”的作用，韩非子用它来照视一些流行观点时，一照即破。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毁，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出自《八说》）

韩非子列的八说解释如下：

1)​ 为老朋友枉法徇私叫做“够交情”，所谓“够交情”者，官吏就有奸邪的行为

“够交情”“不忘本”，以及“知恩图报”这些品格本身不可谓不好，问题在于损公而为之。舆论的失误则在于把“够交情”排在了公利的前面，一个人只要体现了“够交情”的品德，损害公共利益是小事一桩。对比今天的社会，这个风气实际上是更严重的，很多腐败行为不就是为同学、为战友、为老领导、为旧交而做点什么吗？“不弃”的本质是视“圈子利益”大于公共利益，这个“品德”只是圈子内的品德，本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性品德。《水浒》中有这样的桥段：“（李逵）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若从私的角度看这事，李逵为兄弟两肋插刀，可谓之“不弃”，若从公的角度看这事，李逵就是恶人。

2)​ 把公财散发施舍叫做“仁人”，所谓“仁人”者，公财就会有损失

韩非子指的是用公财而为自己捞取“仁义”好名声的做法。这个做法的是非不好一刀切，要看具体情况。散公财以市个人好名声的情况肯定有，田氏代齐前，就做过这种事，君主要防范；但是也并非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么做。我们看古装影视作品常看到这种情节，大灾之年，官员不敢做主放粮，要等朝廷的旨意，但是分分钟都有人在饿死，怎么办？戏中有担当的官员会以丢掉乌纱帽的风险开仓放粮（我记得电视剧《于成龙》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不过韩非子思想中把内控看的比较重，会倾向禁止下面私自散财于民。事实上，在韩非子以后的专制时代，随着统治手段的完善，出现这种情况的机会已经很少，而更多的则是另外一个极端，即看灾民饿死也不敢放粮。古代管理比较粗线条，授权过多容易出现“散公财钓私誉”的情况，授权过少，又不能发挥管理者的作用，的确两难。现代企业管理，则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深度应用、管理的精细化和数字化，能够更好实施整体监控，这个问题相对容易进行管控了。

3)​ 轻视俸禄看重自身叫做“君子”，所谓“君子”者，就难以驱使

在《说疑》篇，韩非子定义的许由、伯夷叔齐等洁士，也属于此处的“君子”范畴，韩非子对这种人也持否定态度。我认为，这一点即是韩非子对“公”的内涵的偏解所致，他之“公”是集体主义完全吞没了个体利益的。时代递进，专制递剧，气节日消，看今日世界，能做到轻禄重身的人群也已经接近绝迹。

4)​ 违反法制袒护亲人叫做“品行好”，所谓“有行”者，法制就会败坏

这一观点是颇具争议的，比如父亲偷了羊，儿子告发父亲，法家认为儿子做的是对的，孔子认为儿子做的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法家绝对以法律为更高准绳，而孔子看重的则是人伦对社会秩序的作用。事实上通过看“文革”那段历史，父子相告、夫妻相揭、师生相举、同学相诬，对这个社会的创伤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认为比较公允的观点是，作为执法者，不可利用权力包庇亲人，而作为普通民众，在检举揭发的法律责任上不应苛求。其实真正的准绳应在在法律是否合理、当事人行为是否合理上，也即良知。若法本不合理，或亲人行为本不失天理，揭告亲人就是丧良知之悖性；若亲人行为悖逆了天理，虽父子夫妻，相揭亦不能算错。

5)​ 放弃官职看重私交叫做“讲义气”，所谓“有侠”者，官职就会出现空缺

义者，宜也，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但是早在先秦时期对“义”的理解便产生了偏颇，先秦以后尤甚。什么样的偏颇呢？那就是对“义”的定义完全基于私人之间关系上的有利，而失去了从公理角度的价值判断，即那种绿林好汉、梁山好汉式的“义”，其内在逻辑是，不管我朋友做了什么坏事，我都要站在他这边帮他。韩非子批判的就是“义”，我认为没问题。

6)​ 逃避现实避开君主叫做“清高傲世”，所谓“高傲”者，民众就不会侍奉君主

即《说疑》中提到的洁士，在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中已经论及，此处不赘述。

7)​ 相互争斗违抗禁令叫做“刚直好汉”，所谓“刚直”者，法令就不会推行

好强斗勇的，就容易违反法禁。这倒是实话，《水浒》中很多梁山好汉的故事都佐证了这一点。

8)​ 施行恩惠笼络民众叫做“得民心”，所谓“得民”者，君主就会孤立

这一条是站在君主立场的观点。若施公财笼络民心固然可恶，施个人私财笼络民心更可恶，非有大野心者，不能施私财以笼络民心也。

【本节总解评】：

《五蠹》、《六反》、《八说》是韩非子从不同角度切入揭露有悖于以法治国、有悖于加强君权的思想和人群，三篇中对各种现象的揭露多有交叠处。合三篇所批评的现象再归类，大致如下：

1)​ 批判仁义治国思想。《五蠹》中的“学者”，《六反》中的“任誉之士”，《八说》中的“仁人”“君子”“有行者”“得民者”，大体属此类。

2)​ 批判言谈者。《五蠹》中的“言谈者”，《六反》中的“有能之士”“辩智之士”，大体属此类。

3)​ 批判游侠。《五蠹》中的“带剑者”，《六反》中的磏勇之士，《八说》中的“有侠”“刚直者”，大体属此类。

4)​ 批判不听朝廷使唤的。《六反》中的“贵生之士”，《八说》中的“君子”“高傲者”，以及《说疑》中的许由、伯夷、叔齐等洁士，大体属此类。

5)​ 批判商工之民，《五蠹》中的“商工之民”。

6)​ 批判徇私枉法者。《五蠹》中的“患御者”，《六反》中的“够交情”“刚直者”，大体属此类。

被列入韩非子批判对象的标准是否有助实功、是否有悖于法、是否能为专政所用，更层次的标准则是是否符合“公”的利益，如果不符合就都属于“私”，要实行专政。所有批判的最终结论都指向要以法治国、强化君主专制。

整理完这一节之后，我个人也有新的感受，以前主要关注点在韩非子强调以“法术势”驭人、治国这一方面，解读完《五蠹》《六反》《八说》之后，却强烈感觉到专制思想在韩非子思想体系中的终极性地位。由此促使我反过头来进一步思考韩非子思想的偏颇处，归纳几点如下：

1)​ 强调了法的合法性，没有谈及法的合理性

韩非子强调要法治，要依法、遵法，强调的是法的地位，但其实纵观《韩非子》全书，也没有对法的合理性做出探讨。或者说，在法和人的关系中，只是单方面强调了人对法的责任，而没有丝毫关注法对人的价值。事实上，读中国历史，不难看到恶法对民众、对国家的灾难式伤害。这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博弈关系，所以在任何一对关系中，都不应该只关注其中某个单向的关系，以彼此影响、互动的观点对待之，才能更好地进行把握。事实上，韩非子在《五蠹》、《六反》、《八说》中批判的多方面的思想言行，假如是面对恶法而做出的回应（比如隐士、轻禄重身者），我想其实韩非子本人也不免这么做。

2)​ 公私关系的界定过于直观化

韩非子在审视公与私的关系时，局限于直观层面，看到都是公与私“零和博弈”的部分，因而把公私关系对立化，进而自然容易得出为了“公”的利益，必须要对“私”进行不择手段的专制的结论。其失处在于没虑及公私关系的多面性和非线性关系，简化了社会关系模型和国家价值模型，在他的模型里，只有“耕、战、法”是有价值的，因此才在《五蠹》、《六反》、《八说》得出多条以偏概全的、武断的、绝对化的否定式结论。

3)​ 将“公”与“君”直接画了等号，讲“君”与“法”直接画了等号

君主是一个国家的具象符号，从立场关系上，君主对国家的代表性是最恰当的，从施政角度，君主也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所以《韩非子》全书最主要的假设读者，就是君主。但是，君主毕竟并不等于国家，君主的利益（存在一个主观认知问题）并不完全等于国家利益。君主个人实际境界同他的人品、修养、“三观”、智慧、阅历等紧密相关，若处处以君主的利益代替国家的利益，当君主无道时，就必会趋向对臣民要求的苛刻化、专制化，韩非子这套思想体系也同时失去客观的坐标系，成为纯粹的行恶工具。

虽然韩非子循道家学说，在《大体》篇（属于理论架构方面的篇章）中提出“法以载道”，但在包括《五蠹》、《六反》、《八说》在内的其它篇章中论述具体的治国理念和法术时，实际上君主与法直接画了等号，丝毫不再谈及君是否循道、法是否合理。因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韩非子这里“专制”比“法”是更重要的关注对象，法不过是工具，专制才是目的。

从企业管理角度的借鉴本节涉及的内容，有如下几点：

1)​ 企业管理要制度化、流程化

我记得看过一段话，大体是讲“企业管理的低境界是靠人治理，中境界是靠法治理，高境界是靠文化治理”，看起来这句话很高大上，其实不过是一段“鸡汤”而已，因为如果没有法治，组织就会永远处于那个低境界，绝不会跳跃到“以文化治理”的凿空境界。

韩非子已经帮助论述得很清楚，靠品德、靠洗脑、靠巧舌如簧去治理都是空中楼阁、舍本逐末之举，制度化、流程化才是根本，其它手段都需附在制度流程这个本体上才会有叠加的效用。

2)​ 舆论与实行口径要一致

即我在本节前面讲到的“所毁誉”与“所行”要保持口径一致，如果二者相悖，就会阻碍、异化实行。这里要特别提到流程文化，要重视流程、抬高流程，企业内部的文化舆论也需要相应地确保口径一致化，特别是领导者的身体力行（会起到垂范作用）。另外就是少喊一些在实际制度与运作中没有任何对应内容的空口号，其作用是适得其反的。

3)​ 重视实效

企业比国家更有理由重视实效，并且企业的实效多是可数字化的。据我的观察，至少在民企中很少有企业不重视实效，相反它们却很容易走到另外一极，那就是过于功利化、靶向化、功利化。具体尺度的拿捏，需要企业领导者自己的管理观和判断能力先提升上去。

4)​ 强化中央支配力

虽然也有像以前的GE那样实行“诸侯制”大获成功的企业，但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与观察，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内控风险更大），特别是集团化企业，还是应该以加强中央支配力为方向。这个观点在我的另一部著作《管理：以规则驾驭人性》中有更系统化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