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主义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所谓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是指人类为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寻找一种最终的无可置疑的绝对基础的文化努力。在罗蒂看来，不仅传统西方哲学，而且整个现代西方哲学，都无一例外地归属于这种基础主义。德谟克利特把这种基础看作是“原子”，柏拉图把这种基础看作是“理念”，笛卡尔把这种基础看作是“我思”，现代分析哲学把这种基础看作是“原子事实”，胡塞尔把这种基础看作是“先验自我”，然而，无论这些哲学学说对基础的理解多么的不同，它们实际上都试图以一种还原论的方式为世界推绎出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并把这种基础看作是人的认识和行为的绝对准则和依据。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有着基础的基础，却是没有基础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者断然否定一种基础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种基础主义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积习，而且也必然导致一种所谓的“权威话语”的垄断统治，导致用“一”取代“多”、用统一取代差异，从而基础主义最终必然通向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父权主义、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

　　因此，对基础的消解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主题。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那里，这种对基础的消解是通过一种将文本放逐于“互文”(context)之中而揭示的。“互文”表明，任何文本的意义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换言之，文本是互为基础的，而不是一个为另一个的基础，也即没有真正的基础。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这种对基础的消解则是通过用“教化哲学”取代“镜式哲学”而得以阐明的。与那种追求“特许表象”的“镜式哲学”不同，“教化哲学”坚持哲学不是对绝对所予物的忠实反映，而是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在这种谈话中，既没有一永恒的主题，也没有一先入为主的设定，而存在着的仅仅是来自不同语境的多种声音之间的平等交流以及在这种交流中的“意义场”的不断生成。

　　实际上，这种对绝对基础的消解早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学说里就已初露端倪。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的学说，堪称西方现代反基础主义呼声中的先声之鸣。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的哲学还是西方的科学都不失为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的学说，其任务都致力于对世界的永恒本质的揭示，并认为揭示了世界的永恒本质，也就揭示了世界的基础，进而也就说明了世界纷纭多变的一切现象。因此，本质主义恰恰代表了一种基础主义的哲学主张。但是维特根斯坦却断然否定世界存在着本质。他用宽松自由的语言游戏论取代僵硬固执的语言图像论，借以突出语言的形式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意义的可变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相似”学说。“家族相似”学说指出，语言家族的各个成员，虽然同为一个家族，作为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与祖先具有相似之处，但我们又不能确切说明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要看不要想”，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上抽象不出一个本质这一共相。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之所以推出“家族相似”的学说，其用意就在于破除被西方人一直奉若神明的本质偶像，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将绝对基础彻底逐出哲学殿堂。因此，这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实际上理所应当地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