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像拉姆·查兰这样怪异的管理咨询师了。作为世界知名的咨询名家，他没有结婚，没有固定住所，没有任何既定的个人目标，在飞机上渡过了他的多数时间，用“随波逐流”来形容他毫不过份。但是，他又确确实实是管理咨询的翘楚，类似于通用电器和杜邦这样的公司，都从他的咨询中获益，许多著名的CEO，都对他刮目相待。也许，揭开查兰的怪异之谜，能够使人们对管理咨询业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从泰罗创立科学管理开始，管理咨询就变成了与工商业共生的一个行业。尽管泰罗自己对那些口若悬河、信心十足的“效率顾问”十分厌恶，但他自己最后也走上了管理咨询的道路。与众不同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泰罗的咨询从来不收费，是“赔钱赚吆喝”。这同今天人们往往以收费高低来衡量咨询水平的标准完全不同。很有可能，在那些以收费标准来评判咨询质量高低的人看来，泰罗这种不收费的做法，比起查兰的浪迹天涯更为怪异。

作为管理咨询师，首先需要的是推销自己。如果不能让企业客户接受自己，那么，即使你有天大本事，满腹经纶，你也无从施展。所以，管理咨询师吸引客户的招数五花八门。提出流程再造理论的哈默（Michael Hammer），号称自己的理论对于企业来说同亚当·斯密的理论同等重要，而且会取代斯密的理论；提出“第五项修炼”的圣吉（Peter M. Senge），也号称自己是要“为人类找出一条新路”；提出情境领导模式的赫塞（Paul Hersey），干脆把“情境领导”注册为自己的独有商标；而写出《一分钟经理》的布兰查德（Ken Blanchard），则以简便易学作为吸引客户的策略。等而下之的咨询师，甚至会向客户做出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利润甚至轻易实现利润翻番等等具体承诺。类似的做法，固然能扩大影响，但也极容易败坏名头。

正因为管理咨询业鱼龙混杂，那些学院派的理论大师往往看不起他们。在他们眼里，管理咨询师多数走的不是正道。号称有灵丹妙药的大仙，多半卖的是狗皮膏药。所以，在正宗的管理理论界，咨询大师多半搭不上话。而在企业经营界，理论大师多半受到冷遇。名头极大的德鲁克，在学院派理论家那儿面对的是一种客客气气的淡漠，这与他以咨询为业关系极大；而因决策理论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在咨询师那儿则很少被提起，不外是因为西蒙的理论产生不了眼花缭乱的现实效应。管理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咨询，似乎有一道无形的鸿沟。有人认为，即使在西方，管理咨询属于大众化领域，而管理理论属于学术化领域，二者至今还看不到有融合为一体的趋向。

正是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咨询的分割，使得查兰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独行侠式的管理咨询师，查兰不属于任何一个咨询公司，这一点，使他同名声不佳的咨询界划清了界线。《经济学人》（Economist）批评管理学界是“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这正是针对管理咨询业而言（可参见米可斯维特、伍尔德里奇《企业巫医》一书，汪仲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而查兰特有的咨询方法，又使自己不同于其他咨询者。他的咨询从来不许诺，而只是帮助客户寻找和界定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客户。“什么都不做”成为查兰咨询的主要特点。咨询业就是这么一个行业，那种反复宣称自己多么能行的咨询师，反倒会受到人们怀疑与挑剔，越说得天花乱坠，人们的警惕性越强。查兰式的低调处理，反倒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尤其重要的是，最后解决问题的主意，并不是来自查兰的提议，而是在他的启发下由CEO自己想出来的。在这里，查兰的咨询，属于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它确确实实有着巨大的作用，但反应前和反应后，它并不改变原有的成分，只是促成了反应的发生而已。这一点，值得所有从事管理咨询工作者思索。

作为一个放弃了大学教职的咨询师，查兰自觉地使自己摆脱了学术界。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沿着象牙之塔的狭窄阶梯努力向上攀登。那些学术上的大师，往往一辈子沉迷在某一个基础性的研究之中，经过长期的积淀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西蒙的一个“有限理性”，几乎改写了现代管理学的基础假设；钱德勒一个“经理资本主义”，对美国企业史做出了入骨三分的解读。然而，这种理论上的突破，距离现实的运用相当遥远。企业需要的是刀下见菜，而不是临渊羡鱼。所以，企业界对纯粹的学者往往敬而远之。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相对论的提出，对原子弹的发明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但是，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不可能也做不到直接设计和制造原子弹。查兰在咨询业上的成功，正是从他离开大学开始的。

更重要的是，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使管理研究更多的倾向于科学化，尤其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分析，望而生畏的数学模型，使管理咨询快速向科学靠拢。咨询公司正是以科学式的计量分析为利器，给企业提供相应变革方案。那些精确的数据和曲线，会使经理人产生可信赖的感觉。但是，这种咨询，有意无意地背离了咨询业的传统根基——“智囊”。咨询业的历史渊源是悠久的，在没有科学之前，它建立在智慧和常识的基础上。而现代咨询业，尤其是以公司形式开展的咨询业，智慧的成分大大减少，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性成分大大增加。这确实是历史的进步，而进步在另一层面就可能是退步，汉迪的《空雨衣》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就拿中国的咨询业来说，搬来了从泰罗到德鲁克的全套装备，却放弃了张良、诸葛亮式的自身传统。这种趋势，不能简单的以“先进”、“落后”予以两分法处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积淀层累步步增高，而不是猴子扳苞谷弃旧取新。在传统智慧和现代技术的结合上，查兰有他的独到之处。

查兰在管理咨询业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智慧式的运作。也许，这同他来自于有着古老传统的印度有关；也许，他那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就隐含着一种回归古朴的意义。不管他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无可否认的是，查兰的咨询，更像张良和诸葛亮，在他身上，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智慧。而这种智慧，又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神来之笔，而是立足常识的朴素推论。当然，查兰不是老古董，他明白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他的长处，是以智慧来驾驭现代科学知识，以常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运用智慧，把理论的推导术和现实的敏感点对接；运用常识，把艰深的理论与现实的需要对接。这两个对接，是查兰成功的关键，也是他能超出技术型咨询公司的关键。

所以，查兰别树一帜的咨询事业，从整体上看，是以个人咨询的方式有意识地回避了麦肯锡式的技术运作，以张良式的智慧运用有意识地回避泰罗式的科学崇拜。同时，他又以离开学术界的方式有意识地同纯粹理论研究拉开距离。当然，这种咨询方式在查兰身上能够展现出优势，放在别人身上不见得有用。但是，他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咨询业取得实际效果的不同思考路径。

有人强调，查兰在管理学家的排行榜上超出德鲁克，试图以此来证明查兰的高明。在笔者看来。这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排行榜本身就是用来吸引眼球的一种方式，多数排行榜只能说明大众的接受程度，而不能说明水平的高低。曲高和寡，很有可能学术建树高者反而排名在后。查兰的自我定位很明确，他并不追求学术上的理论突破，而是以实践运用为乐趣。德鲁克是从管理咨询和实践出发，力图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可以说，查兰是以学术为铺垫，但在提供咨询时并不强调学术，而是强调大众需要。而德鲁克是从现实咨询走向学术研究，以咨询为素材，寻求理论上的突破。查兰是学了阳春白雪而演奏下里巴人，德鲁克是从演奏下里巴人开始力图提高品味走向阳春白雪。

查兰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能提供借鉴。他能够捅破一般人总是绕来绕去的那层窗户纸。作为咨询者，模仿查兰是死路，得其神韵是达道。作为企业经营者，查兰式咨询可遇而不可求，但是，经营者的智力水平，决定着遇到查兰的几率。再进一步，从查兰身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思考管理理论与管理咨询的对接、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的对接问题。也许，管理学的突破点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