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专门提炼一节“以法驭人”放在本章首节，是因为在驭臣上韩非子虽然尚术，但不能把韩非子视为一个权术家，他是一个法术家，法在术前，法为术本。若抛开法专意取言术，一入手就偏离了韩非子本旨。

1.​ 以法为本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译：懂法术的人作为人臣，能够献上他的法理之言，对上阐明君主的法令，对下控制奸臣，以此尊崇君主，安定国家。

人臣以能明法困奸、尊主安国为其本分，法是人臣尽事的纲领。

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译：是以法理之言能够呈献在君主面前，而赏罚就一定会在以后实现。君主如能清楚了解法治的策略，又不迁就世俗的言论，就能遵循名实确定是非，靠比较验证来审察他的主张和意见了。

信赏必罚、循名责实、参验审言，这都是用法的基本原则。

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译文：因此左右近侍宠幸之臣，就会知道弄虚作假、诈骗取巧是不会得到安全的。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译文：百官也会知道作奸谋利是不可能得到安生的。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

法治严明，近侍、百官权衡利益得失，就会自律。

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出自《奸劫弑臣》）

安危的情形如此明确，左右怎能用不实之词来迷惑君主，而百官又怎敢用贪心去搜刮百姓呢？因而人臣能够表达他的忠诚而不去蒙蔽君主，臣下也就能安分守职而没有怨恨了。这就是管仲之所以把齐国治理得那么富足，而商鞅之所以把秦国治理得那么强大的原因。

【解评】：

韩非子驭臣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人，核心手段是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在防范奸臣方面，韩非子的思路亦不出此窠臼，即其所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从全书来看，这已有些“韩生常谈”的味道。相对而言，韩非子分析为什么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能够实现驭臣时的论述更有意思。他模拟了左右近习之臣、百官之吏在面对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时的心理活动，从而当事人自己会得出结论：去私尽忠、方正奉法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正与我所言的“人们通过利害计算选择自己的博弈策略”异曲同工。其实关乎人性的道理讲到这里，也就讲尽了。

传统上人们喜欢用“性恶”作为与“性善”相对的词汇，我却觉得“性利”一词比“性恶”更好。韩非子也没有用过“性恶”一词，他用的是“人性自为“，强调的是“性随利走”；我所言“人们通过利害计算选择自己的博弈策略”，亦是这个意思。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

君主不可依恃臣民爱自己而自律，而是要依靠使他们不得不自律的办法，否则自己就危险了。让他们不得不自律的办法，就是法制。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

君臣无骨肉之亲，唯有让正直奉公的可以得到利益，他们才会尽心尽力来侍奉君主；正直奉公的不可能得到安生，那臣下就会徇私舞弊而犯上。圣明的君主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就设下刑罚和奖赏的条令向天下公布。只要赏罚之法令颁布，人君不必用口去教导百官，不必用目去察奸邪之人，而国家就已经安定了。

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

做人君的，眼睛不必像离朱那样才算明亮，耳朵不必像师旷那样才算聪慧。只用眼睛观察事物，只凭眼睛如果不运用法术，亲眼看到才算看清，看到的就太少了，这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只凭耳朵听取情况而不凭借权势，而要等亲耳听到才算数，那听到的也太少了，这并不是不受欺骗的办法。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圣明的君主，使天下不得不为自己所观，使天下不得不为己所听。所以身在深宫，而他的光明却照亮四海之内，使天下不能蒙蔽不能欺诈，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愚昧混乱之路被废除了，聪明之权势振兴起来了。所以善于运用权势的国家就可以得到安全，不知道依权势的国家就会垂危。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出自《奸劫弑臣》）

古时秦国的风习，君臣都不执行公法而用私情，因而国家混乱、兵力弱小而君主卑微。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革新风俗而使臣民奉公守法，奖赏告发隐私，压抑工商游民而优惠农业生产。当此之时，秦国百姓习惯于旧有的风气，认为有罪也可以得到豁免，没有功劳也可以得到尊贵显荣，因而轻易触犯新法。于是对触犯新法的诛罚加重而且坚决，对告密的奖赏优惠而且信实，所以奸邪罪犯没有不被抓获的，被惩办的就多了，百姓痛恨埋怨而且人们的指责每天都可以听到。秦孝公并不理睬，终于推行了商鞅之法。百姓后来才知道有罪肯定要被惩治，而告发隐私奸邪的人就多了，所以百姓也就没有谁再敢犯法的了，刑罚也就没有什么可施行的了。因而国家太平而兵力强盛，土地辽阔而君主尊显。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对隐瞒罪行的刑罚严重而对告发的奖赏优厚的缘故。这也就是使天下臣民一定要为我观看、要为我探听的办法。最高的治国法术已经明确了，然而世上读死书的人并不了解这个道理。

【解】：

韩非子认为，从境界上驭臣追求的是主动性而非被动性。所谓主动性，即“使人不得不爱我”；所谓被动性，即“不恃人之以爱为我”。如何实现驭臣的主动性呢？

韩非子再次强调了人性的趋利性，重申了“人们的行为取决于利害计算”，如果正直之道有利于我，我就行正直之道，如果正直之道不利于我，我就以奸术对付领导。所以，英明的领导会利用人性的趋利性，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即通过制定规则，来影响人们的利害计算，人们跟着规则走，也就是为我所驭了。借助规则影响人们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间接干预。依靠自己个人的而从模板，通过自己的亲口教化、亲眼察奸来实现治理，可谓之直接干预；通过设立规则，让人们依据规则进行利害计算，进而选择我所期望他们采取的措施，可谓之间接干预。直接干预的局限性很大，一个人力量毕竟有限，而间接干预的实质则是通过规则造成了一种恢恢然的势，势之所罩，尽在我的掌控中。

若做到“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就要设计出使人不得不遵从的规则，若要设计出使人不得不遵从的规则，就要能够依据形势找出人们的利益所在、好恶所在，然后以人们的利益、好恶为杠杆，撬动他们的行为按照我的期望展开。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先定位“客户需求”，需求找准了，规则才有标的。当然，信赏必罚也是必须的，有赏罚规则才能有效，势才能形成。

2.​ 恃法不恃忠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译：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枉法办。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译：就要公正地实行赏罚而不对下面讲仁爱。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译：爵位和俸禄来自功劳，杀戮和惩罚来自罪行。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译：君主明白不讲仁爱的道理，臣子明白不讲私忠的道理，就可以称王天下了。（出自《外储说右下》）

韩非子认为，最高明的君主追求的不是臣子忠君，而是忠法。要让臣子忠法，就要实施公正的赏罚。

故事1：秦昭王有病

秦昭王生病，每个里的百姓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出门看见这种情形，入宫祝贺昭王说：“百姓都已在买牛为您祈祷。”昭王派人查问，果有这回事。昭王说：“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甲。没有命令而擅自祈祷，这是爱我。他们爱我，我如果也改变法令，用同样的心去爱他们，这样法就立不起来；法立不起来，是乱国亡身之道。不如每人罚两副甲，重新跟他们搞好国家的治理。”

另一种说法：秦昭王生病，百姓为他祈祷；病好后，百姓杀牛向神还愿。侍从官阎遏、公孙衍出门看见了，说：“现在不是祭土地神和腊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杀牛祭袍呢？”他们感到奇怪，就问百姓。百姓说；“国君生病，我们为他祈祷；现在他病好了，我们杀牛向神还愿。”阎遏、公孙衍很高兴，晋见昭王拜贺道：“您胜过尧、舜了。”昭王吃惊地说：“此话怎说？”他们答说：“尧和舜，还没到百姓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所以我们私下认为大王是胜过尧和舜了。”于是昭王派人查问，看是哪个里这样干的，要罚该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阎遏、公孙衍惭愧得不敢吭声。过了几个月，昭王饮酒正痛快时，阎遏、公孙衍对昭王说：“前段时间我们私下以为大王胜过尧和舜，并非胆敢故意讨好。尧和舜生病，百姓还不至于为他们祈祷；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现在竟然罚那个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我们私下深感奇怪。”昭王说：“你们为什么不懂这些？那些百姓为我所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爱他们，他们就为我所用，而是因为我有权势，他们才为我所用。我放弃了权势和他们相互交结，那样的话，我偶然不爱他们，他们马上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终归是应该摒弃仁爱的做法。”

【解】：

君主最在乎的不是你们用自己的方式爱他，而是你们能做他希望的事。君主最希望做的事已经以法的方式存在了，你们要做的就是忠法，而不是忠君。

故事2：秦昭王拒赈

秦国遇到严重饥荒，应侯请求说：“五苑的草木植物，蔬菜、栋树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您开放了。”秦昭王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五苑的蔬菜瓜果，却是不论有功无功都要让百姓受到赏赐。不论有功无功都让百姓受到赏赐，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开放五苑而使国家混乱，不如不给瓜果蔬菜而使国家太平。”

关于秦昭王回答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命令开放五苑的瓜果蔬菜，倒也足以养活百姓，但却会使有功的人和无功的人相互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你们还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吧!”

【评】：天灾属于特殊情况，这个故事中秦昭王做法不当。

故事3：田鲔教子

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你要想自己得到好处，首先要使你的君主得到好处；你要想使家庭富有，首先要使你的国家富有。”

 另一种说法：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君主售爵位给臣子，臣子出售智力给君主。所以说只能自己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解】：田鲔所讲，其实是英明君主最在乎的。照田鲔说的去做，就是忠法。

故事4：公仪休拒鱼

公仪休担任鲁相。他爱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进献给他。公仪休不收，他弟弟规劝说：“您爱吃鱼，却不收鱼，为什么？”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收。假如收了，一定会有迁就他们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将违背法令；违背法令就会罢免相位。这样一来，我即使爱吃鱼，他们也不一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再搞到鱼。假使不收鱼，因而不被免相，尽管再爱吃鱼，我也能够经常自己搞到鱼。”这是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懂得靠别人相助，不如自己帮助自己的道理。

【解】：

公仪休基于法律这个“参数”去计算个人利害得失，进行选择合适的行为，忠法而已。明主所求，应是大臣人人如公仪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