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实践是管理学家获得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和选择权的基本前提，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和选择权最终指向的是管理实践行动。人类在原始初民时代就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行动自由”中首先尝到了“自由和选择权”的滋味。

当行动自由遭到来自社会或自然的各种限制，或者说管理学家开始脱离实践、自我禁锢的时候，管理学家就开始从广阔而丰富多彩的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撤退，撤退到狭小的、严谨的学术性解释学圈子(academically tight hermeneutic circle)或抽象的理论空间，进而开始寻找“自由”的替代品：如柏拉图对话式(seminar)的思想争辩、理论命题的虚构、抽象的数学公式或数学符号模拟。此时此刻，“自由”概念已经变得困难重重、意义不明。一方面，思想自由变成了行动自由的符号性替代物，仿佛是一次虚拟行动自由的“兵棋推演”(War Game)。另一方面，管理学家在逃避那种遭到自我禁锢的管理实践领域时，渐渐变得越来越抽象化，成了与管理实践者不相干的书斋式的梦呓，往往表现出一种讳疾忌医的“鸵鸟”心态和思维定式。这就是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世俗的管理实践，极力倡导回归理性轨道“犬儒主义式”(cynicism)335的科学主义管理学产生的根源。

从认识论角度看，与这种自我认知的缺失相关的，是一种盲目，即无视“世界能够从多角度观察，并能够用多种习语(idioms)来描述；或者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存在多重角度，多种习语，却不存在一个可用以观察或描述的世界。”336这种盲目性，实际上是在假定，把实践环节去掉以后，这个世界依然存在。

德鲁克的管理学著述反复说明一个观点：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这是因为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是相关的。在管理学家介入处境中选择时，个人与他人就处于共在关系，他人和我一样也是自为存在，也有自由。个人把自由作为目标只有把他人自由设为条件才可能，也即个人自由应以不破坏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管理实践是一种意识存在的前提条件，既可以看作是管理学思想赖以生存的现实，也可以看作是管理学思想试图修改的现实；管理实践一方面在“服从”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在“征服”管理学理论。但是，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所讲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337中实现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寻绎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历史境遇。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家必须以高度的敏感觉察和分析时代变迁向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向社会、向企业界报告他的发现，向一线的CEO们发出警报，提醒他们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在竞争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危机。曾经有一位美国公司的经理写信向德鲁克报告说，他的经理班子对德鲁克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要进行反复的探讨，并总结本企业可以从中得到的教益。对于管理学家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奖赏了，毫无疑问，坚持这种做法的绝不仅限于上面提到的企业和它的经理班子。

事实上，自从20世纪40年代管理学学术研究兴起以来，德鲁克的文章从来都是企业界，特别是一线经理们关注的焦点和对比学习的标尺，他也因此而被誉为“美国公司CEO们的导师”。从解决经营管理实践问题和深化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要想取得上述成就必须在本专业内做到以下三点：(1)正确地提出问题；(2)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3)与时俱进，在社会进步的背景下重复前两个步骤。

德鲁克在研究管理实践问题的时候，把人、企业和组织放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研究。因此，他能够高瞻远瞩，他的管理思想，不局限于企业，也不受某一个具体组织的局限。例如，类似于《21世纪的管理挑战》这样的著作讨论的问题，影响所及，远远超过管理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个人和德鲁克的事业生涯。德鲁克自己说得好：“这本书真正关注的是：我们社会的未来。”338

我一直认为，德鲁克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实践方法，运用的是历史语境分析方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德鲁克受马克思、恩格斯和熊彼特等具有欧洲人文科学背景的学者影响较深。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东西方学者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鼻祖，他们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实践方法。而德鲁克的老师、自称是马克思儿子的熊彼特也运用了马克思的历史社会方法。而他们的衣钵传人在当代就是德鲁克，或许这也是我喜欢德鲁克的原因之一吧。德鲁克的研究方法完全同马克思等人一样，德鲁克在剖析资本主义管理的发展时，任何时候都是运用社会实践的观点、立场、方法来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管理学发展的内在因素来考虑的。德鲁克同马克思、恩格斯和熊彼特一样，在他的许多著述中研究了科学技术，他的着眼点是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管理要素的变化，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及管理变革之间的关系。德鲁克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很强的社会实践观。德鲁克的范式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就是一种在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管理学的发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管理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它反过来又通过管理来配置各种劳动要素、配置知识(请注意德鲁克的知识配置原则，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引起生产方面和管理制度的变革。可以这样说，德鲁克的社会实践方法为我们研究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技术与生产、科学技术与管理中的各个要素等关系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因此，如果简单地将德鲁克归为经验主义学派之中，将其研究方法归纳到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德鲁克开创了管理学社会实践学派和社会实践的方法论。339

这种研究方法无疑向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发起了挑战。这说明，在管理学领域里，即便没有绝对的唯一真理，也有一种对它的追问和商谈。商谈的前提是管理学意义上对权力平等的追求，以及学术意义上对差异性的尊重。这种权力平等表现为管理学家与管理实践者之间是平等的，可以进行有效的商谈；表现为管理学家追求的唯知性目标与管理实践者追求的实用性目标之间虽然存在差异性，但并不妨碍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协商对话。在这里，管理学家的思想自由和管理实践者的行动自由既受到制约，也得到释放。这才是思想自由或者理论研究摆脱个人自话自说的梦呓、转而追求实践意义的目的所在。德鲁克非常尊重他的读者与听众，甚至视他们为同样具备高度智慧与社会阅历的人。在德鲁克的文章和演讲中，他一律用“我们”取代“我”的说法，以便让他的读者与听众更容易地进入他的世界；德鲁克在演讲中，总是站着与听众进行沟通。德鲁克在80多岁高龄时，由于担心在圆弧形教室中有学生看不见他，一个上午坚持站着授课整整3小时，因为他认为他是在对“上帝”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