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化的中国手机市场

2016年6月,乐视斥资9亿再收购酷派11%股份,成其第一大股东。但乐视不仅无法将酷派带入互联网时代,反而因自身资金链危机的大爆发,严重拖累了酷派的发展。在与乐视合作之前的2014年,酷派是全球出货排名第七的大厂,卖了4520万部手机。与乐视合作之后的2015年,酷派加乐视的手机销量竟然只有3050万部,到2016年再跌至2150万部(IC Insights数据)。乐视的疯狂未能填补上酷派衰退让出的空间。贾跃亭时代的酷派,2015年和2016年的营收连续大幅下滑,分别只有147亿港元和80亿港元,2016年的净亏损高达44亿港元。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酷派一系列的负面新闻:大幅裁员、卖地求生、拖欠贷款、长期停牌、面临退市等等。等到摆脱乐视这个大麻烦之后,酷派复苏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陷入麻烦的还有金立手机。

金立与步步高颇有渊源,金立手机的市场手段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段永平风格。

段永平离开小霸王后,小霸王公司开始分崩离析,高管纷纷出走,其中包括时任小霸王副总裁的杨明贵。杨明贵在东莞组建金正集团,主营VCD生意。他离开小霸王时,带走了一位名叫刘立荣的得力干将。

29岁的刘立荣,被任命为金正集团常务副总裁。“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苹果熟了——金正DVD”等让人记忆深刻的广告语都出自他的手笔。VCD和DVD的时代过去以后,在经销商的建议下,刘立荣创办了一家手机公司,起名叫“金立”,其寓意是“刘立荣从金正出来,开始自立了”。

说是“自立”,但由于没有手机牌照,金立只能借用天时达的品牌做贴牌生意。做贴牌就意味着:金立每卖出一台手机,就要给天时达几十块钱抽成。这样一年下来,100万部的销量就要多花出去几千万元。而且,更让人窝火的是,没有牌照就不允许打广告。不过,做贴牌生意也为金立手机积攒了经验值,做好了手机产业链的整合。

2005年,金立获得了GSM和CDMA双牌照,并且得到了年产700万部的许可。金立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这时候,刘立荣做了一个让金立快速崛起的重要决定:邀请巨星刘德华代言。于是,在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操刀下,刘德华代言的“金品质,立天下”广告开始在央视刷屏。金立手机月销量瞬间突破25万部,当年最高达到40万部。

尝到明星效应甜头的金立,在2006年开启了新一轮攻势,电视广告投放从央视扩散到湖南卫视、凤凰卫视等热门地方台,包括冠名当年大红的《超级女声》。狂轰滥炸的广告效果立竿见影。2006年,金立手机累计销量达到400万部,2007年直接翻番,超过了800万部。到2008年,金立手机年度总销量突破1000万部,成为当时国产手机中销量最高的品牌。在贴牌时代结束后,波导、夏新、熊猫、科健等第一代国产手机品牌全军覆没,金立手机适时崛起。

2011年,金立手机的全球出货量已经超过2100万部。然而,智能手机时代已经来临,刘立荣“重营销、轻技术”的战略不灵了,金立手机开始渐渐掉队。

作为功能手机时代的“小霸王”,金立对智能手机时代的反应迟钝了不是一星半点。iPhone诞生之后,HTC、三星、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巨头纷纷跟进,“中华酷联”在2010年前后都发布了首款智能手机,连最迟的小米也于2011年夏天进场,而金立的智能手机到了2011年11月才姗姗来迟。

金立智能手机慢工却没出细活。同样是1999元的售价,金立首款智能手机搭载的是联发科芯片,摄像头像素为500万,但小米1却采用了高通芯片,摄像头达800万像素。将性价比做到了极致的小米直接把金立打蒙了。

首战失利,金立没有吸取经验教训,仍然一意孤行,以广告为王。从2016年到2017年,金立豪掷60多亿元,先后邀请冯小刚夫妇、余文乐以及“达康书记”吴刚为手机代言,甚至模仿《人民的名义》的风格,拍出了一段时长为4分钟的广告。金立主打安全、商务概念,想走高端路线,但其手机却坚持使用联发科芯片,明显高价低配,自然乏人问津。依靠广告的驱动,金立手机在2016年攀上3060万部的销量高峰,全球排名第11位(IC Insights数据)。可是,这也是金立最后的辉煌。此后,金立手机销量一路惨跌,到2018年,仅占有中国手机市场不过1%的份额。

像金立这样迅速由盛转衰的手机品牌数不胜数。2010年,中国有300多家手机公司,到2017年仅剩下20余家。

2017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首次出现饱和,出货量同比下滑5%,2018年再降11%。2019年下半年5G手机开始入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仍难挽颓势,下降7.5%(IDC数据)。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已经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只要我多卖出一部,你就会少卖一部。我可以平着本卖,但也不能让你赚着钱。有人赢就意味着有人输,要想不出局,就得对自己狠一点。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从拼低价格的山寨机、拼性价比的小米、拼线下渠道的Ov、拼性能的华为,到今天,已不知道还能再拼什么。连雷军都认为,目前手机创新已经进入瓶颈期。用户原先关注的处理速度、分辨率、屏幕大小、电池续航时间、摄影质量等重要指标,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手机整体性能已经过剩,新的手机热点,比如5G、折叠屏,还没到爆发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的停滞期内,一时很难再有让用户掏大价钱买新手机的理由,用户使用手机的周期延长。理论上说,如果购买手机的用户人数不变,换机周期从一年变成两年,那就意味着手机市场容量将只有原来的一半。在出现下一代革命性终端产品之前,手机行业竞争的是运营效率、专利技术和海外市场。

华为、Ov、小米等一线公司线上线下全渠道、高端低端双品牌、高价低价全产线地全面发力,市场份额迅速集中。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由倒三角格局向T字形格局演变,市场前5大品牌占据的份额从2017年的75%提高到2018年的84%,一年时间就提升了9个百分点(IDC数据),其他品牌的生存空间被严重侵蚀。不要说山寨手机,连二线品牌手机都快没有生存空间了,中国手机市场进入了寡头竞争的阶段。与“华米Ov”在同时代背景下做手机,就是手机厂商的悲哀,因为在任何角度都没有超越竞争对手的丁点希望。这不只是乐视、360、酷派和金立手机的无奈,更是锤子、美图等第三阵营手机的集体悲哀。

做锤子手机的罗永浩开始发力电子烟项目、360手机的团队转战周鸿祎原本并不看好的智能手表、美图手机卖身小米……几年前那波造机潮催生的公司所剩无几。他们曾经野心勃勃,以为手机技术进化到“组装”模式,三星的屏幕、高通的芯片、索尼的摄像头,把这些部件相加就能造出产品,但供应链的门槛之高,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能把每张手机发布会门票卖出几百元高价的罗永浩,用了六年多时间终于悲伤地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千万级的规模,在供应链里永远是很疲惫的状态,经常出问题。这个行业是不许你小而美的。”比如小米,往往会把盈亏平衡点建立在销售500万部的预期上,卖出超过500万部的手机才会有利润,小厂家能怎么跟?而且,手机产业同样受摩尔定律主导,新一代芯片上市后,使用老款芯片的机型往往会价格雪崩,不能在新机型上赚足利润就无法承受清理旧库存的沉重负担,跟不上芯片迭代节奏的小厂家越来越难在这个市场上立足。你看曾经无数品牌各领风骚的个人电脑市场,如今不也仅剩联想、惠普和戴尔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厂商?其他份额超过5%的仅有苹果、华硕和宏碁,而且市场占有率还在进一步下滑。手机也和电脑一样,走上了寡头化的道路。

中国手机在中国市场上的出货量减少,在全球市场上的出货量却在增加。从全球范围来看,手机市场仍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手机是一个能做到1∶1的人机配比率的大市场,电视、电脑或其他任何电子产品都做不到如此高的人机配比。中国在2018年已经达到1∶1.12的人机配比率,但地球上仍有数十亿人没有手机。作为信息社会最基本的交流工具,手机必将和粮食、石油、电力一样成为所有地球人生存的必需品。

如今全球每年生产的20亿部手机中,中国制造占了四分之三,中国品牌占了二分之一。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看似强大,不能否认的是,手机的芯片、摄像头和屏幕等关键零部件以及更重要的操作系统都掌控在国外厂商的手中。中国每年要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芯片,很大一部分都应用在了手机上。电脑时代缺芯少魂的问题在手机时代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