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竞争机制，几乎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伴随的一句名言。与此伴随，中国的各种管理无不深深打上了竞争的烙印，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提出疑问：竞争是不是现代社会的灵丹妙药？

传统中国，除了韩非一类思想家，其他多数人不大提倡竞争。竞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是从近代开始的，以严复翻译《天演论》为标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猛然间妇孺皆知。从此开始，中国也似乎真的进入了丛林时代。但且慢，《天演论》是否就是无须证明的公理？如果弱肉强食毋庸置疑，那么，是不是食物链低端的生物早就死绝了？

如果稍加考究，不难发现，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做了手脚。本来赫胥黎的原作《进化论与伦理学》除了生存竞争外，还有限制竞争的社会伦理。而严复硬生生把它给腰斩了。说起来，这位精通中西之学的先贤此举实属用心良苦，然而，任何科学理论如果为了“救国”而给它拦腰一刀，那它的科学性难免不受损伤。况且这位赫胥黎本身就已经同达尔文不大一样。如果说，《天演论》就是进化论的全部，那么达尔文复生恐怕也不会同意。

实际上，关于进化论还有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6。这本书强调，生物的进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靠互助合作，其标题全名就是《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在生物界，到处都是合作共生的事例；在人类社会，处处可见互助发展的痕迹。大体上，以种群为界，种群内部，极少看到所谓生存竞争（惟有争夺配偶是例外）；种群外部，竞争也是有限度的。把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生存竞争和互助合作，恰恰是进化论的一物两面。但是，《互助论》在中国的普通民众中几乎没有影响，老百姓了解到的进化论，似乎只剩下血淋淋的厮杀一面。

互助合作在生物进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几乎不用多说。比如，在生物进化史上，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是一大飞跃，这恐怕只有用合作方可解释（起码要同等看待竞争与合作）。具体到管理学上，正是合作思想，推动着管理学的诞生。科学管理的鼻祖泰罗，特别强调：“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当他们用友谊合作、互相帮助来代替敌对情绪时，通过共同努力，就能创造出比过去大得多的盈馀。完全可以做到既增加工人工资也增加资方的利润。”“如果不能用合作与和平的新见解来代替旧的对立与斗争的观点，那么就谈不上科学管理。”7按照泰罗的说法，科学管理就是为了消除对抗而诞生的。如果员工把老板看作强盗，老板把员工看作小偷，以对立甚至斗争的思想来进行管理，那么，不论管理的技术手段多么发达，仍然可以不客气的说，这种管理依然处在前泰罗水平。

当然，管理中不是没有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是同合作相匹配的，是有边界的，而不是单纯的对抗。当一个国家内部竞争极为激烈时，外敌就会乘虚而入。当一个企业内部争得你死我活时，市场份额就会悄然丧失。即使是对外竞争，如果没有边界，实施“超限战”，肯定也会使自己元气大伤。君不见，国外大学以终身教职来保证学校实力，而我们以“教授下岗”作为提高水平的鞭子。许多优秀企业在想方设法建立公司与员工融为一体的氛围，而我们有些企业却津津乐道于“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威胁。尤其是堂而皇之的“把竞争机制引入内部”，杀伤力更为强大。说到底，这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斗争哲学”在新形势下的变种而已。信奉“狼图腾”，是不是非要把人变成狼才罢休！

从哲学角度看，这种过份强调竞争甚至公然倡导“狼性”的思想根源，在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过去有一种说法：对于矛盾的双方来说，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且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思维逻辑，现在有必要反思，恐怕换一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斗争性是相对的，同一性是绝对的，而且斗争也不见得就是各自向相反方向转化，更有可能是通过双方的合作甚至融合向更高阶段发展。即便是斗争，也有可能是对立双方之间的良性挤压，而非恶性排斥。对此，值得理论界深思，也值得现实管理者考虑。没有这种思想上的清理，就无法走向社会的和谐，也无法提高管理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