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儒者要积极出仕，“行其义也”，通过出仕实现他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坚守原则，反对由不正当的方式出仕。这是儒者对于出仕的基本态度。

9.7、9.8、9.9三章都是讨论士人出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孔子的时代就出现了，到了孟子的时代，成为更迫切的问题。所以《孟子》一书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不限于这三章。这三章讨论的都是具体的历史人物，阅读这三章应该和《孟子》其他相关的章节结合起来，这就是我所讲的思想线索。

《孟子》讨论士人出仕值得关注的有《滕文公下》6.3章，孟子到魏国,魏人周宵问，“古之君子仕乎？”古代君子要不要出仕？孟子说，当然要出仕。士人出仕是从孔子便确立下来的原则，孔子论君子人格，说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而要做到“安人”“安百姓”，出仕就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所以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子张》），子路强调“不仕无义”（《微子》），都是主张通过出仕实现政治理想。从这一点说，如果你不出仕的话，显然不符合道义。但是出仕又面临许多问题，当权者昏庸无能怎么办？政治黑暗又该怎么办？你是同流合污呢？还是洁身自好？当然是洁身自好。孔子讲“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因为儒家强调的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出仕的目的是行义，为了实现理想、道义，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宁可隐也不出仕。很多人只看到儒家积极出仕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行义的一面，批评儒家想当官，是官迷。可是好人不当官，就只能是坏人当官。坏人当官的话，政治只能更坏，所以还是应该鼓励好人去当官。从急于出仕、当官角度上去批评儒家是不恰当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出仕，而在于以什么样的目的出仕？儒家认为出仕的目的是行义，实现理想、道义。孟子主张士人应该出仕是符合孔子以来的儒家的立场，他甚至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如果孔子几个月没有出仕，就会惶惶不安，一定要到别的国家去寻找机会。“出疆”到别的国家去。“质”是礼物。古代士人拜见别国国君的话，首先要送上见面礼物。

周霄不理解了，说这未免太心急了吧？孟子怎么回答？士人没有机会出仕，就像工人没有工做，农夫没有田耕一样，出仕是士人的职业。如果农夫没有田耕，工人没工做，我们要不要安慰他一下？士人没有机会出仕了，当然也需要安慰他。所以不能认为是心急。

周霄又问了，儒者既然这么热衷于出仕，可是我们晋国——实际就是魏国，有很多出仕的机会，你来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急于出仕呢？这句很关键，需要注意，你看孟子怎么回答？孟子说，父母生个男孩子，长大后，一定会想给他娶个媳妇；生个女孩子，长大后，一定想给她找个好婆家，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还没有自由恋爱，要父母同意，媒人介绍，就扒门缝、爬墙头私自去约会，国人都会瞧不起你，父母也为你感到羞耻。这当然是古人的观念，与我们今天有所不同，今天讲自由恋爱，但道理是一样的，自由恋爱也有一些道德底线是不能触犯的，比如诚实、专一等。

所以说，儒者未尝不想出仕，但是又痛恨不遵循正常的方式出仕。以不正常的方式出仕，就像扒门缝、翻墙头一样，会被人们瞧不起，儒者是不齿于做这样的事情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儒者要积极出仕，“行其义也”，通过出仕实现他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坚守原则，反对由不正当的方式出仕。这是儒者对于出仕的基本态度。

在《滕文公下》6.1章，孟子与弟子讨论“枉尺而直寻”。“枉”是屈。“直”是伸。八尺为一寻。“枉尺”，违背一点原则，“直寻”，获得好的结果，这样可不可以呢？孟子说不行，因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也”，放弃了原则，通过蝇营狗苟的手段，就算获得了权力，达到出仕的目的，又怎么能去教导别人呢？所以只有正己，才能正人，扭曲了自己，放弃了原则，就不能去端正别人了。所以君子要积极出仕，但是出仕要有原则，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达到目的，哪怕这目的是正当的。

有些人批评儒家热衷于权力，这种看法简单化了，他们忽略了儒家理想主义的一面。对于这种批评，最好的回答是，你认为谁应该热衷权力？谁应该出仕？权力应该交给谁？人们都回避政治的话，一个好的社会、合理的政治秩序如何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其实孔子已经遇到了。《论语》中记载长沮、桀溺，他们讽刺孔子与其做个“辟人之士”，不如像我们一样做个“辟世之士”（《微子》）。“辟”同避。避人对社会的否定是有限的，遇到坏人，我不与他合作，回避他，如此而已。可是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天下都是坏人，当权者都是坏人，与其回避少数坏人，不如干脆回避社会，我隐居起来，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彻底不与现实世界来往了。所以，避世对社会的否定更为彻底。

对于这个问题，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鸟兽不可以与群”，人是不可以与禽兽一起生活的。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社会中来，尽管社会有种种的缺陷，有种种的不完善，但最后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造、完善它，这是儒家的理想。

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来读9.7到9.9这三章。先看9.7章：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矣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万章问曰：“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割”是切肉。“烹”是烹饪。“要”是求的意思。万章问，老师，我听说伊尹是通过切肉烹饪得到了商汤的重用，有这回事吗？关于伊尹的经历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伊尹知道商汤是一个有为的贤君，想去投奔而苦于没有门路，于是去做了有莘的家臣。商汤的夫人就来自有莘国，于是找到一个做饭的机会，背着饭锅砧板来拜见商汤，借着谈论烹调滋味的机会向商汤讲治国的道理。商汤见一个厨子竟然懂这么多，于是刮目相看，让伊尹做了丞相，辅佐自己剿灭夏朝，建立商朝，伊尹由此扬名天下。万章举出伊尹之事，显然是有用心的。他是想问，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也“枉尺而直寻”，违背一点原则，但最后像伊尹一样，帮助商汤这样的国君来建立起伟大的功业呢？万章实际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孟子说，“否，不然。”不对，不是这样的。把万章的说法断然否定了。其实关于伊尹的事情，《墨子》《庄子》《吕氏春秋》及《史记·殷本记》等都有记载，说法不完全一致，反映当时人们的不同理解。“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伊尹耕于莘国的郊野，喜欢尧舜之道。“有”是个词头，没有实际意思，莘是古代一个国家。前面说了，商汤娶了莘国女子做妻子，有莘是商汤妻子的国家。“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如果不符合义，不符合道，即使把天下作为俸禄送给他，他都不会理睬。“系马千驷，弗视也”，古代四马为一驷，千驷就是四千匹马。你给他四千匹马，他都不会看一眼。因为什么呢？不符合义，不符合道。“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介”同芥，一介就是一点点。只要不符合义，不符合道，伊尹不会随便送别人一点点东西，也不会随便拿别人一点点东西。伊尹的送和拿都是根据义和道，不符合义和道的事，伊尹是不会做的。伊尹既然如此义薄云霄，品质崇高，怎么可能会“以割烹要汤”呢？所以万章的说法是不对的。

“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孟子认为，并不是伊尹委屈自己，跑去给商汤做了一个要饭的，由此获得了主人的关注和欣赏。而是商汤听说伊尹很有才华，派人拿着玉璧去聘请他，这时候伊尹还不干呢。伊尹不以为然地说，“嚣嚣”是无欲自得貌。我要商汤的聘礼有什么用呢？我还不如待在田野，喜欢我的尧舜之道呢，还不如在这里独善其身呢。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商汤几次派人去礼聘，伊尹幡然悔悟。什么是儒家？儒家就是不仅要做到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还要兼济天下。独善其身，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保住我们的道德底线。但是一旦当条件具备，机会出现的时候，儒者一定是要积极入世，改变社会。所以当商汤几次派人来聘请伊尹时，他思想转变了，说道：“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我与其一个人待在田野之中，独善其身，享受尧舜之道，何不让这位君主也变成像尧舜那样的君主，让这些民众变成像尧舜那个时代的民众？

“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我何不在有生之年就亲眼看到这些愿望得到实现呢？一个人理解尧舜之道，享受尧舜之道，这是独善其身；感化影响国君、民众，使他们都理解尧舜之道，喜悦尧舜之道，这是兼济天下。所以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老天生下来这些民众，其中一定有先知者，也有后知者；有先觉者，也有后觉者。先知、先觉者应该去感化、影响那些后知后觉者，不能仅做到独善其身就满足了，而应进一步去兼济天下。“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我就是老天生民中的先觉者，因为我理解了尧舜之道了，享受到尧舜之道。但是我还要把我的理解、感受，我体会到的乐处，告诉给民众，传播给民众，让他们也能体会、理解尧舜之道。我不去开导他们，还会有谁去呢？用孔子的话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不仅是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精神。

这里注意一点，孟子说的“斯道”应该就是尧舜之道，“以斯道觉斯民也”，就是用尧舜之道来唤醒民众，引导民众。可是，尧舜之道又具体何指呢？如果根据竹简《唐虞之道》，尧舜之道应是指“禅而不传”，指实行禅让。但孟子的理解显然与此不同，孟子所谓的尧舜之道应该就是仁义之道，其实是孟子之道，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而在孟子那里，仁义之道包括了性善、仁政、民贵君轻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5.1章），所以孟子说的尧舜之道，显然是包括性善。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8.19章）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是人有善性、善端，但一般老百姓不懂得这一点，轻易就丢弃了，而君子却懂得扩充、培养。所以先知、先觉的君子应该去教导民众，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而所具的善端，这是人之为人之所在,应扩充培养。只要扩充培养，就可以成为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还有民贵君轻，一般老百姓不懂得这一点，应该去启发、告知他们。对于国君，则应启发其行仁政、王道，“非予觉之，而谁也？”如果我不去启发、开导他们，那么又会有谁呢？

以上是孟子引伊尹的话，下面孟子自己说：“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内”读为纳。我想到天下的民众，如果有一男一女没有得到尧舜之道的恩泽，就像是我把他们推到了沟中一样。“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伊尹就这样承担起天下的重任，于是去接近商汤，告诉他应该讨伐夏桀，拯救民众。所以不是如人们所传说的，是伊尹煞费苦心跑去给商汤当厨子，而是商汤主动礼聘伊尹为自己的相。

伊尹虽然最后选择了出仕，做了商汤的臣下，但他的目的还是为天下人着想，是为了拯救生民于水火。况且，“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不端正自己，却能匡正别人的。如果伊尹跑去做厨师，“以割烹要汤”，靠做饭获得主人的赏识，已经是在羞辱自己。以羞辱自己的方式出仕，即使获得高位，又怎么能给天下人树立榜样？怎么能去匡正天下呢？

在这方面，古代的圣人实际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古代的圣人处事的方式虽然有所不同，有的与国君疏远，有的与国君亲近，有的辞官而去，有的人忍辱负重。但是归根结底，都是要洁身自好，这是底线。如果连这一点都突破的话，那就完全不可取了。“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所以我只听说伊尹是通过尧舜之道打动了汤，得到汤的重用，而不是委曲求全，去给汤做厨师，因为饭做得好，而得到重用。

最后，孟子引《尚书·伊训》结束本章：“《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伊训》是《尚书》中的一篇，据说商汤去世后，太甲即位，伊尹做《伊训》《肆命》《徂后》，教导、训诫太甲。我们今天看到的《伊训》是伪古文《尚书》，出于后人的假托，可能已不是原貌了。《尚书》比较难理解，需要做些解释、说明。“天诛”，上天的诛伐。“造”是始的意思。“攻”是行。“牧宫”，桀的宫室名，这里指夏桀。“朕”,伊尹自称。“载”始的意思。“亳”，商汤的国都。翻译过来就是：上天的讨伐是夏桀自己引起的，我不过是从亳都开始谋划罢了。意思是自作孽，不可活。夏桀违背天命，遭到讨伐，我不过是替天行道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9.7章主要讨论的是士人如何出仕的问题。万章举出了伊尹的故事，其实还是在询问一个老问题，我们可以不可以“枉寻而直尺”，是否可以违背一点原则，委屈一下自己，最后达到一个好的结果和目的？孟子认为不行。你只有端正自己，才可能去端正别人。你羞辱自己，丢掉了人格尊严，即使有机会出仕又怎么能去匡正天下呢？显然是不可能的。不只是这一章，后面两章讨论的也是这一问题。说明在孟子时代，如何出仕成为困扰士人的问题。一方面当时诸侯国招贤纳士,为士人提供了出仕的机会。但士人真正走上仕途，又需要机遇、机会，需要他人的推荐，尤其是国君身边人的引荐。可是国君身边的人，往往不是佞臣，就是宦官，那么你要不要去接近这些人？甚至讨好这些人？从儒者的理想看，显然是不应该的。但这样一来，岂不是失去了出仕的机会？不仅无法施展才干，济民于水火，而且可能一生贫困，默默无闻。真是两难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是灵活变通，“枉寻直尺”，还是崇仁守义，坚守道德底线？这样的问题就摆在了像孟子这样的儒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