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也好，变革也好，能否成功的关键不在个人意愿和决心，而在能否形成稳定的运作系统，信息负反馈机制对于系统的稳定性具有特殊意义。

由于有上述限制，所以，历史上的二代皇帝，除非有特殊机遇，很少有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变革祖制者，要想在政策方略上更弦易张，需要在人事、国力诸方面形成相应的前提条件。尽管二代的行为千差万别，但就其趋势来看，无非是两个方向；一是守成，二是变革。

守成的二代皇帝，有成有败。败的最惨的是秦二世和晋惠帝。秦二世因为其皇位来得不正，所用亲信不正，自己也不能以正派方式对待大臣。尽管他也想守住秦始皇开创的家业，但他立足于阴损的基石，完全依靠赵高，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式，没用多久就完成了朝臣的逆淘汰，自己把自己推入深渊。晋惠帝接手的天下本身就存在极大隐患，晋武帝片面吸取曹魏限制宗室而外臣得势的教训，大封皇族，晋惠帝却不是一个能够掌握舵把子的主儿，皇后贾南风又不是一个能与吕后并论的主儿，根本驾驭不了宗室诸王，最终毁了西晋的天下。

守成最成功的，当属东汉明帝。他“尊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东汉之所以能够长久，光武帝的开国固然功不可没，但明帝和章帝的铺垫也是关键。有些守成者，例如汉惠帝，就其个人来说命运不好，但国家的命运却走上了萧规曹随的正道。至于刘禅之类守成而无成的帝王，除了个人智能因素外，往往同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像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二代君主，“时势造英雄”的情境显然要大于“英雄造时势”的作用，所以二代多被时代湮没。

变革的二代皇帝，也有成有败。败得最惨的是隋炀帝。他的情况与秦二世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炀帝能力极强，天资聪颖，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赢得了声望，平定南陈时得到朝野称赞。然而炀帝太过好大喜功，开运河，通西域，再建东都，出兵辽东，事业过大，项目过多，远远超出了当时天下所能负担的程度，民力物力都不足以支撑，最终葬送了隋朝基业。

变革最成功的，当属唐朝太宗和清朝康熙，他们的前任都没有完成立国大业，二人几乎都有二次创业性质，相当于开国皇帝。他们的事业政绩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在此不赘。需要说明的是唐太宗与隋炀帝能够形成鲜明对照，论两人的智力能力，隋炀帝不在唐太宗之下；取得帝位的方式，两人可说是如出一辙；两人面临的外界情境，基本上大同小异；然而，一成一败，其名声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隋代文帝多有创制，已经形成可观的建树，就像公司经过快速扩张后需要二代继承人稳住阵脚类似，而炀帝还嫌文帝的摊子铺得不大，发展不快，弯道超车，当然翻车的概率极大。唐代高祖并未形成自己的辉煌业绩，仅仅是搭起公司的框架，从产品到市场都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太宗的求治张力恰到好处。从一代到二代，一张一弛，继承人在量力用权时，首先需要判断前任的张力如何，是刚刚开弓还是已经满弦，进而确定自己的基调是张是弛。

二代用权，有权力来源因素，也有外在情境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权力运行机制的制约。凡是失败很惨的二代，人们往往批评其不自量力，但多忽视了造成不自量力的机制。从历史来看，二代用权能否把握恰当，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负反馈。唐太宗的成就，建立在他善于纳谏的基础上，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也为历史所称道。即便是以武力逆取侄儿政权的明成祖，所建立的东厂名声极为恶劣，但却有效保证了他能够得到正规渠道无法获得的官场信息。暂且不论对东厂的价值判断，单纯从统治技术来看，皇帝能否解除官僚系统对自己的信息屏蔽，能够有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尤其是能够听到负面信息，是对权力运用形成校正的有效方式。从系统论角度看，任何一个系统，负反馈是保证系统稳定的基础。只有正反馈而没有负反馈，再精密的系统也会在运行中崩溃。一般来说，一代皇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信息屏蔽不会过于严重。而二代接班之时，正规化也就意味着信息筛选和屏蔽的普遍化，缺乏负反馈的现象会日益严重。无论是守成还是变革，有较为完善的负反馈，则成功的几率较大，反之，则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境地，几乎肯定会失败。二代之蠢，往往不是由智力因素而是由信息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