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寿的组织是什么？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教授的调查（1993年）得出结论。人类1520年以前建立的组织，目前仍然存在并以同样名字、同样方式、做着同样事情的只有85个，其中15个是宗教组织，另外70个是大学。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15个宗教组织更长寿一些，宗教是最长寿的组织。中国的白马寺建立于公元68年，而人类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1088年，现在最长寿的企业是日本金刚组，成立于578年，专门从事寺庙的建设与维修。

组织长寿的问题一直是管理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做大、做强的同时也要做久。组织是人与人的协同体系，组织不同于自然生命体，组织要想长期存在下去，必须重新进行自我认定，赋予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义，即确立组织的存在价值，这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企业组织中，为什么从事寺庙建设与维护的企业最长寿呢？在各类组织中，为什么宗教组织最长寿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日本金刚组的真面目。

株式会社金刚组是一家日本建筑公司，创办于公元578年，现存世上最古老的家族企业，1955年转以有限公司方式经营，2006年1月，新金刚组放弃地产建设的业务，转回老本行，专门从事寺庙建设。

公元578年，日本敏达天皇6年，圣德太子为祈求法神四天王，庇佑佛法及信众，从韩国百济招请匠人柳重光，兴建四天王寺。该寺被视为飞鸟时代的代表建筑，期间经历七次破坏，屡被修补，一直保存至今。金刚组在往后历史中亦以建造佛寺为主，公元607年，金刚家族建造法隆寺，达到日本木造建筑的高峰。法隆寺与四天王寺是代表日本建筑的两大历史遗产，它们的构筑施工方法至今还保存在金刚组《施工方法汇编》里。金刚家族还曾两度完成水户偕乐园（日本三大名园之一）中“好文亭”的复原设计工作。

柳氏的子孙亦因兴建该寺而备受重视，由他们组成的金刚组，“堂主”相当于总裁一职，至今已传至第40代。金刚组的企业架构分成多个小组，5~8人为一组，各组保持其独立性，互相竞争。小组会集中改良固有技术，接单时总部会评估各组的能力，借以决定哪组承办工作。他们能将一根水泥柱，建得像木柱一样。金刚家族第40代堂主金刚正和曾说：“我们公司能生存这么久其实没有什么秘密。正如我常说的，坚持最基本的业务对公司来说非常重要。”金刚正和认为，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衰退，专一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永远是生存之道。这种专注更多地表现为职业信仰和追求。

让我们再看看那些有信仰的企业家，是如何经营企业的。在日本，以稻盛和夫为代表，提出了“在劳动中修行的”新的佛教观念，他一手创造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KDDI，并且拯救日本航空于大厦将倾时。稻盛先生和他的盛和塾，正在以一种新的佛教观念，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大的精神动力之源。在台湾地区，以星云法师为代表，提出了人间佛教的观念，提倡人们入世修行。鸿海集团的郭台铭、凤凰卫视的刘长乐等著名企业家都是星云法师人间佛教的信奉者，人间佛教已经成为推动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经济复兴的重要动力来源。苏州固锝电子以佛家思想管理企业、歌尔声学高管团队有宗教信仰，马云等企业家也随俗去捧某大师，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其中的缘由我们尚未完全把握，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信仰的经济发展截然不同。

企业长寿问题一直是管理理念关注的核心问题，并吸引很多管理学者研究。德鲁克认为，企业长寿与否不取决于利润。1954在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IBM、西尔斯等美国著名公司进行深入研究后，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中指出，企业的目的是为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利润只是企业行为和决策有性的一种检验。1994年，吉姆·柯林斯在对38家美国一流企业进行6年研究后，在《基业长青》中指出，不是伟大的构想、宣有魅力的领导人，更不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创造了比优秀公司更优秀的卓越公司，也为德鲁克的观点提出有力支持。1997年，阿里·德赫斯在《长寿公司》中将企业划分为“经济型公司”和“生命型公司”，指出前者利润最大化，后者则以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高度满意为目标，这种目标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经营绩效和存续时间，生命型企业的这两个指标要远远高于经济型企业。追逐利润的企业反而得不到利润，只有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远大追求的组织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才能更长寿。

世界三大宗教组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变革与分裂，与其同一时期的强大帝国早已灰飞烟灭，只有宗教组织得以存续和发展，这是因为宗教有组织、有更加明确而稳定的内在监督与精神激励。

基督教由耶稣于公元1世纪30年代创立。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下达《米兰敕令》后，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整个欧洲的中世纪都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时代。1517年马丁·路德不满罗马主教兜售赎罪券的行径，贴出声讨檄文开启了宗教革命的序幕，从而形成了新教。但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都信奉上帝，以《圣经》内容为教义。

佛教由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后来传到东南亚、中国，后来大乘传教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发展。周朝时佛教已经进入中国，但正式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当时汉明帝派人到西域迎请法老来中国，并于洛阳设立白马寺供他们居住，在三国曹魏期间逐步形成出家受戒的规范，并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一直到唐初，僧人主要过着乞食于人或受信徒供养的生活，至唐百丈海禅师开始正式改变佛教东来的伴侣乞食制度，别立禅居、集体劳作、自力更生，颁布禅门修行的20条戒律，又称“百丈清规”。

宗教组织在欧洲中世纪具有统治地位，现代组织的很多管理模式其实都源自宗教组织。在西方的基督教会中，无论其上层的治理体制是主教制，还是长老制或公理制，其基层的教堂通常都拥有独立的财产权，能够有效地调动他们开发教堂所在宗教市场的积极性，不断地提高对当地信众的服务质量，以获得更多的捐款。如果基层的教堂不拥有独立的财产权，需要向上进贡，不仅会影响基层教堂的积极性，还会使基层教堂与上层之间关系变得复杂，从而提高管理成本。

宗教组织能够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最长寿的组织，得益于其内部独特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其中，关键是通过宗教教义的内在监督实现了组织内部成员的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是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一般来说，人类机会行为的约束机制大致有三类：一是来自内在的第一方监督；二是来自交易对象的第二方监督；三是来自法律等方面的第三方监督。

在“经济人”假设下，通常认为第一方监督是不足的，因此特别强调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强化第二方、第三方监督。但对宗教组织成员来说，第一方监督可能是非常“硬”的约束机制。大多数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核心教义是鼓励人们放下对世俗财富与名利的执着，去追求彼岸更宽广与永恒的幸福。在宗教教义的影响下，一个标准的宗教信徒的需求偏好不是经济收益最大化，而是彼岸幸福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它不会时刻考虑如何将信徒的捐款据为己有，而是思考如何将捐款用好，以实现宗教组织的最大化。宗教人士相信上帝（佛祖、真主）无处不在，有他的监督，自然不敢做不利于宗教组织的事。人人为组织做贡献，组织自然会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源于信仰追求的内在监督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条件是，宗教组织的成员应具备虔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尤其是佛教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出家制度和戒律制度，要求所有寺庙的专职人员必须出家并且严格遵守诸多戒律。一般而言，和尚有250多条戒律，尼姑有480多条戒律。出家制度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它能够让有真正信仰的人加盟组织，保证组织文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