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大型工商企业从总体上来看已经完成了管理革命，股东从公司的权力舞台上退隐，职业经理人逐渐掌握大企业的控制权，现代公司制开始在各个行业蔓延开来31。在欧洲，尽管现代公司制没有一如美国那样流行，但大型企业的实力及其影响仍然与日俱增。然而，管理革命在其进行之时，人们不仅惊叹于它爆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而且深深地为它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应该说，管理革命本身并未能解决工业革命早期的劳资矛盾，反而增加了管理层与工人的冲突。这些矛盾使得西方社会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信念及这一信念支持下的市场经济制度产生了怀疑，对19世纪欧洲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逢此之时，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法西斯主义者企图通过国家极权统治代替市场机制来彻底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

　　德鲁克认为，工业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个人的身份危机。前工业社会没有出现此种危机，那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没有普遍的个人身份危机。在工业社会以前的时代，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身份。只是到了工业社会，个人身份危机才凸现出来，并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在工业社会，企业取代家庭和个人成为基本生产单位，颠覆了人们传统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职业的技巧和声誉，消除了个人通过传统劳动获得的满足感，导致了传统价值的贬值和传统行为的消失32。既然是组织而不是个人在从事生产，那么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声誉和社会权力也不再可能与个人的劳动联系在一起，而只能依附于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位，个人在组织内部的成员身份。

　　在工业社会里，公司作为代表性社会机构，管理者成为决定性的社会力量，大规模生产成为代表性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新社会中，资本家与管理层作为公司的所有者与经营者获得了明确的身份与地位。前者凭借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后者通过接受前者的委托，获得了财产权的衍生权利——经营权，掌握了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这两个群体通过委托—代理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新的工业社会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然而，现代企业不是仅由所有者和管理层组成的。工业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工人，没有在公司里找到身份和功能。工人在离开了原来有明确社会地位的职业（手工艺者或农民）之后，在工业社会里没有得到同等的机会，没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当然也就没有获得尊严和责任感。他们成了高效率、自动化和标准化的机器，而失业者更是被放逐的人。他们缺少经济保障，更缺少社会融合，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33。一句话，工人没有获得工业社会的公民权，这显然违背了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所有者、经理层与工人之间矛盾丛生冲突不断，究其根源正是工人的身份危机。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个新生的工业社会将岌岌可危。事实上，这种危机乃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在当时来看，西方社会解决这一危机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法西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集权方式，即由国家接管企业；另一条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改良。在德鲁克看来，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条道路之间的较量，战争的胜负将决定工业社会的命运由谁来主宰。德鲁克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试图解决西方文明普遍问题的错误出路34。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率和改善企业管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在《经济人的末日》中断言法西斯主义必将失败。

　　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德鲁克将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对美国革命和美国精神进行分析之后，德鲁克看到了在美国建立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的工业社会的希望，“如果要使自由的工业社会以自由的、非革命的、非极权主义的方式得到发展，那么当今之时能够做得到的只有美国”35。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开篇就提出：除非发生重大灾难，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使绝大多数美国人放弃他们对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A Free-enterprise Economic System）的信念，他通过通用汽车公司的考察证明这个假设是有效的。德鲁克仍然担心，如果大公司不能协调好企业与工人的关系，就有可能被政府接管即被国有化，从而导致自由企业制度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