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运动初期体现出明显的自发性、草根性、时代性、非宗教性

首先，参与运动的社会阶层广泛，包括学生、工人、手工业者、白领、宗教人士、小商贩、贫民等等。

其次，运动前阿拉伯世界广泛出现的公民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运动中又涌现出许多新的组织。相反，作为各国组织最为完善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反而最初相对沉默，只有少数伊斯兰主义组织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了运动。因此，运动充分体现出了非宗教性，例如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出现了不同于旧精英和伊斯兰党派的“第三种力量”。然而，第三种力量主要是围绕个人发展起来的，缺乏组织、财力和经验，以及有威望的领导人，其领袖与民众缺乏联系，而社交媒体的运用更加突出了缺乏组织的弱点。因此，各国的示威活动普遍具有零星、不统一和非意识形态性，世俗反对派在多数国家最终都让位于宗教反对派和旧的精英。

（2）各国政府应付民众抗议的手段和最终结局的不同

根据政府的应对措施和最终结局，爆发抗议示威的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类，突尼斯和埃及。两国总统拒绝下台，试图通过解除实施了几十年的紧急状态法、改组政府等措施软化示威者，而最终由于军队中立、西方停止支持，现政权被推翻，转入建设新的政治体制阶段。

第二类，也门。萨利赫最终辞职下台，但执政者与反对派继续对峙。其后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崛起，与逊尼派的沙特等国支持的哈迪总统对抗，最终演变为激烈的内战。

第三类，利比亚和叙利亚。利比亚和叙利亚先后爆发内战，西方国家和海湾国家等支持反对派。在利比亚，这促成了卡扎菲的最终倒台，卡扎菲倒台后的动乱使得国家的重建困难重重。叙利亚同样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残酷的内战使得国家四分五裂，陷入崩溃的边缘。

第四类，巴林。唯一爆发激烈冲突的海湾产油国，主要是教派冲突,但在海和会军队的干涉下暂时平静下来了。

第五类，伊拉克。其情况相当特殊。虽然运动对该国的冲击相对有限，但“伊斯兰国”的崛起，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完整和整个地区形势。

第六类，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阿曼、苏丹。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了改组内阁（摩洛哥、约旦、阿曼）、改善民众福利等措施，比较成功地稳定了局势。另外，阿曼和摩洛哥还进行了有一定意义的改革。约旦国王也在演讲中提出修改选举法，根据大选结果而非国王任命确定首相。但在同年8月通过的宪法修订案中，王权并没有受到太大限制。

第七类，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自治区、毛里塔尼亚、西属撒哈拉、索马里、黎巴嫩、吉布提。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中等或小规模的示威，其政府或者改组了内阁，或者向国民提供了大量福利，沙特还进行了某种改革。

阿拉伯国家的上述类型充分说明了有关国家情况的复杂，而来自外部的干预使一些国家的局势更加动荡和危险。

（3）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政党首次参政，各党派和政治力量围绕着新的政治体制展开激烈的博弈

如前所述，中东剧变初期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性、草根性、时代性和非宗教性，而一些国家纷纷颁布了新的政党法和选举法，从而涌现出许多新的党派。其中，伊斯兰政党很快就从运动开始的沉默转为积极参政。在埃及、摩洛哥、科威特、约旦等国家，它们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另外，一些国家还新建了较为保守的萨拉菲派政党，如埃及的萨拉菲派光明党。

在支持政治民主化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的多数民众也主张伊斯兰在公共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进入议会的各党派往往在治国理政方面提不出具体有效的方案，它们都缺乏自己的鲜明政纲和具体对策。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政党主动提出了宗教议题，并使其成为议会辩论的中心议题，而温和派宗教政党与萨拉菲派政党的竞争及世俗政党的跟进使宗教议题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的过渡时期建立了由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在讨论新宪法时，作为第一大执政党的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提出把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来源，立即遭到其他政党的反对。

埃及的情况远为复杂。军队在示威结束后立即成立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全面控制了政权，而法院、官僚也仍然大权在握。SCAF组建的五人宪法学者委员会具有伊斯兰倾向，它起草的文件提出把所有立法和行政权力置于SCAF的控制之下，并保留了旧宪法有关伊斯兰教法是埃及的主要立法来源的条文。此举导致世俗党派与伊斯兰党派的对立日趋严重。在同年12月结束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政党获得共计65%的选票。2012年6月，穆尔西成为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313

在利比亚，2011年10月，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宣布，卡扎菲倒台后的新国家的基础是伊斯兰原则，尽管他本人并非伊斯兰主义者。

然而，伊斯兰党派在春风得意之时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剧变后，民众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实际的施政，在这方面这些党派没有任何优势。而且，现在伊斯兰组织已经无法垄断政治动员，甚至可能成为示威的对象，而它们也不擅长于社交媒体的动员方式。在埃及，穆兄会在竞选总统等问题上的食言、教俗冲突和穆尔西总统的专权等等都严重削弱了穆兄会和自正党的威望。2013年7月，SCAF宣布解除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并任命最高宪法法院副院长曼苏尔担任临时总统。此后，军方对穆兄会进行了残酷镇压，埃及仿佛回到了纳赛尔时代。在突尼斯，2012年6月，世俗派各党派联合创建了突尼斯呼声党，此后又与左翼的“人民阵线”组建同盟，要求现政府下台。2013年7月，突尼斯总工会、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等组建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促成了朝野妥协。2014年1月，复兴运动领导的政府主动辞职。2014年1月，突尼斯制宪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31410月，突进行了新的议会选举，过渡期宣告结束,呼声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4）极端主义的崛起及其对阿拉伯国家体系的严重威胁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局势与上述国家完全不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国内动荡不安，为极端组织的崛起提供了条件。2013年4月，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领导人巴格达迪宣布与叙利亚最重要的反对派武装之一“救国阵线”联合，建立“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ISIS建立后，开始在伊拉克北方攻城略地，势力迅速壮大。在叙利亚，2011年3月初，各地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随后少数政府军官兵成立武装组织，开始叛乱。2012年6月12日，联合国在叙首席维和官宣布，叙利亚已经进入内战。有数据显示，叙境内约有1000支反对派武装，总共约10万人（其中自由军宣称其兵力已达31万人）。315政府军的实力因此受到重大削弱，其控制地域一度只占国土面积的39%。

2014年6月底，巴格达迪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自称“伊斯兰国”(英文缩写为IS)，领土从叙北部阿勒颇省延伸至伊东部迪亚拉省，巴格达迪为“哈里发”，号召全世界穆斯林效忠。与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拥有正式的“领土”，并从世界各地招募人员，拥有“政府部门”、大量财政收入和装备精良的军队，善于利用网络。此外，“伊斯兰国”还在一些有组织宣布效忠的国家建立“行省”，包括利比亚3省、阿尔及利亚省、西奈省、呼罗珊省、也门7个以上省份、西非省、北高加索省和东南亚地区等，宣布效忠的还有阿富汗、沙特、约旦、黎巴嫩、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的个别组织。

“伊斯兰国”的活动产生了严重而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第一，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的国家和社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使两国的广大地区陷入分裂、混乱，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难民大批出逃。第二，极端暴力恐怖活动威胁周边和欧美国家安全，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沙特、以色列、土耳其、法国、比利时等。第三，难民潮严重威胁周边和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和政治。第四，“伊斯兰国”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是非穆斯林、什叶派民众，严重刺激了中东地区的宗教和教派对立，包括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暴力活动明显增加。

（5）剧变对中东社会产生明显影响

首先是剧变对各国少数族群地位产生的影响。由于长期遭受歧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少数族群积极参加了中东剧变，试图以此推动变革，提高自身地位。由于伊斯兰党派势力的增长和奉行世俗政策的威权政府的倒台，剧变开始后一些国家少数族群的境遇开始变得更加糟糕。

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剧变中发挥了重大的地缘政治作用。随着剧变的开始，一向较为安静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也开始建立武装，而伊、叙两国的库尔德武装成为反对“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之一，并得到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各种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在本地区的控制地盘甚至有所扩大，两国库尔德地区的走向以及土耳其库尔德人反政府活动的加强导致了土耳其的焦虑和干涉。

其次是难民危机的冲击。中东剧变不但对少数族群产生影响，而且对阿拉伯国家的主体族群阿拉伯人造成严重冲击。黎巴嫩、约旦两国原本相对稳定，但受到剧变的严重冲击。在黎巴嫩，围绕着是否支持巴沙尔政权，各党派陷入严重分歧，而以逊尼派为主的150万叙难民的入境对黎经济 、社会构成巨大压力，同时增加了逊尼派的潜在力量，可能对未来黎巴嫩的教派人口对比产生深远影响。316约旦也是如此，大量难民对约旦的社会稳定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

（6）外部力量的干预不断加强并产生重大后果

围绕着中东剧变，在阿拉伯世界拥有重大利益的西方的立场经历了从观望到介入的重大转变过程。在中东剧变开始时，美国和欧洲对原有统治者的境况表示同情，甚至为其谋划。而在情况发生明显转折时，西方开始转变立场，要求他们满足民众的要求，进行改革，甚至对拖延或拒绝改革的统治者直接施加压力。最终，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都被迫辞职。同时，西方积极支持剧变后建立的新政权。

西方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则进行了赤裸裸的武力干涉。利比亚战争也成为后冷战时期继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军事联盟对主权国家发动的第四次战争。一向特立独行的叙利亚成为下一个目标。但是，2012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遭到俄、中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

中东剧变导致了阿拉伯世界地缘格局的重大变化。首先，埃及历来是对阿盟影响最大的国家。然而，剧变开始后埃及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其无暇顾及阿盟事务。由此，沙特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地位明显上升。其次，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促成了海湾国家和埃及等国家与美国关系的疏远。海和会加强相互合作而非依靠美国，以阿盟为对外施加影响的平台，从而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在海和会的主导下，阿盟积极干涉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事态，大力支持反对派，与西方形成了统一战线。由于外来干预，叙利亚内战已经演变为中东两大阵营之间的一场地区战争，同样，也门也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中东由此正式形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集团公开对抗的局面。

不过，西方和中东逊尼派国家对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干涉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内战让利比亚倒退了几十年，现在成为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伊斯兰国”也开始向利比亚挺进，在利比亚的7个沿海城镇组建了武装组织。在叙利亚，2014年“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对西方和逊尼派国家在本地区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在也门，尽管海和会因其兵力和装备占有优势，但战事陷入了僵局。

针对“伊斯兰国”的威胁，西方国家不得不开展应对。2014年8月8日，总统奥巴马下令空袭“伊斯兰国”。然而，空袭的效果有限；到2015年，空袭只是暂时阻止了“伊斯兰国”的进一步扩张。

俄罗斯起初对中东剧变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政策。2014年6月俄罗斯签署克里米亚入俄条约后，西方的全面制裁使中东在俄外交中的地位更趋重要，俄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有力的外交和军事行动。9月30日，俄驻叙空军突然对叙利亚的极端组织展开连续高强度空袭，震惊了整个世界。

俄罗斯出手极大地打击了“伊斯兰国”的嚣张气焰，美国十分被动，不得不加强应对，中东格局因此而发生变化。首先，美国加强了空袭力度，遭受打击的“伊斯兰国”进行了连串重大恐怖袭击作为报复。随后，法国、英国加入轰炸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12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一致通过决议，叙利亚各派正式和谈于2016年1月启动，并于3月24日形成12点共识。2月22日，美俄两国就叙冲突各方停火达成协议（不包括对恐怖组织的打击），停火于27日开始生效。

至此，人们终于看到了打破叙利亚内战僵局的一丝曙光。2016年下半年，伊拉克政府军发动了解放“伊斯兰国”控制的最大城市摩苏尔的战役，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则向该组织的“首都”拉卡步步进逼。

除了以上地区热点，地区大国埃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作用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剧变发生后，埃及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独立，新政府表示反对美国在援助上施加条件。军方推翻穆尔西之后，埃及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双方高层来往不断，埃及也增加了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采购。

对土耳其而言，它在中东剧变中十分活跃，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扩大自身在未来本地区的影响和利益。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阿拉伯国家政治转轨方面提供引领作用，当然，埃及等传统阿拉伯国家也不愿意完全跟随土耳其起舞。另外，伊拉克与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倾向的加强对土耳其构成了严峻挑战，而对叙利亚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支持最终却招致了“伊斯兰国”在土境内的恐怖活动，显示出中东局势的变化莫测。

对于伊朗，则情况较为复杂。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亲美政权的倒台对它是一件大好事，伊朗政府和媒体对此都欢欣鼓舞，认为正是伊朗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激发了“阿拉伯之春”。与此同时，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对于德黑兰也是期待已久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倒台，则对伊朗构成重大损失，后者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地区盟友，以及与黎巴嫩真主党联系的渠道。为此，伊朗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进入叙利亚协助政府军作战，与伊朗关系密切的黎巴嫩真主党也派遣部队入叙作战。

以色列是阿拉伯地区周边最为沉默的国家。它对周边事态密切跟踪，但不直接卷入，因为事态的发展对以色列暂时没有直接威胁。叙利亚的解体是有利于以色列的，但巴沙尔政权的崩溃将终止戈兰高地保持了40年的安宁，伊斯兰极端组织会从叙利亚向戈兰高地渗透。同时，以色列在剧变期间多次对叙利亚发动空袭，打击其援助真主党的装备，并暗中支持一些叙反对派。以色列关心的另一个对象是伊朗，由美、英、法、德、俄罗斯、中国与伊朗进行的伊核问题六方会谈使以色列忧心忡忡，但碍于美国的坚持未敢公开对抗。最后，以色列对库尔德地区独立的前景欢欣鼓舞，因为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必将成为以色列对抗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盟国。

（7）阿拉伯产油国面临的潜在危险

在中东剧变中，除利比亚和巴林外，阿拉伯产油国总体上保持稳定，雄厚的资金储备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近年来国际油价的下行对它们构成严峻挑战。以产量确保市场份额和收入的战略的效果不佳，俄罗斯、伊拉克、伊朗均无意减产，美国的石油产量继续上升。

油价的持续下跌对产油国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加上也门战争的巨大开销，沙特终于撑不住了。路透社报道，沙特2015年的财赤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317 此外，沙特国内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另外，沙特国内局势的不稳定也反映在政治上。2015年9月，沙特出现政变传闻，虽然最终并未成为事实，但这足以说明沙特王室面临的挑战。除了沙特，其他少数海湾产油国也开始借债，证明财政危机已经开始蔓延。对于产油国来说，必须实行真正的改革，才能改变经济对石油的依赖，而这并非易事。

中东剧变发生之初，西方政界和舆论界一片欢呼，而许多外国学者也对运动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然而，随着“阿拉伯之春”成为“阿拉伯之冬”和“伊斯兰之春”，民主的美梦成为泡影，各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一些阿拉伯国家硝烟四起，“伊斯兰国”放肆为虐，世界和阿拉伯地区的舆论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综上所述，中东剧变中虽然许多民众和组织发出了进行深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呼声，但最终进行了有实质意义改革的仅有两国：突尼斯和摩洛哥（某种程度上还包括约旦）。埃及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在“起义”的狂热最终落幕后，一切似乎回归穆巴拉克时代，只是保留了形式上的选举和多党制议会。即使是有关机构因和平过渡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突尼斯，经济情况也没有任何起色，失业问题严重。

温和伊斯兰政党在运动中的兴起是阿拉伯政治长期演变的一个后果，它同时反映出了整个中东政治演变的趋势。从根本上说，这些政党的崛起代表了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寻求具有伊斯兰特点的现代化道路的最新企图，本身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它们在中东剧变中的表现说明，这些政党善于动员支持者和摧毁旧政权，但对推动包容性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增长却没有明智的战略和可操作的方案，最终被旧的政治力量和民意（埃及）或世俗党派（突尼斯）所取代。对于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政党而言，实现像土耳其正发党那样的成功执政仍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最终，在阿拉伯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的是“伊斯兰国”式的极端宗教政治组织。同时，中东国家间长期存在的种种矛盾在中东剧变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催化下进入白热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形成三个持续多年的冲突热点，以此形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集团的公开对抗，而与此相关的“伊斯兰国”恐怖活动和汹涌的难民潮更是冲击到周边的亚非和欧洲广大地区，深刻影响到世界格局和国际安全。

从二次大战以后的历史看，中东地区的战争和暴力一直不断，对地区和世界和平构成重大威胁，这在亚非拉地区是绝无仅有的。而战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体制可以归结为威权主义，包括共和制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在内，其特征是“劣质威权主义”，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地区国际关系的动荡。那么阿拉伯世界出现上述特征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应当说，阿拉伯世界内部和外部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复杂的，我们可以从中东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进行一个分析。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这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但比较而言，北非地区更为突出，如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它们拥有作为统一国家的更为悠久的历史，内部的族群构成较为单一（利比亚不属于这个类型）。而在西亚，新月地带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地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波斯人居住区的分界线上，内部的族群、宗教和教派多元化十分突出，其现代国家的历史不长，而且它们的现代国家边界是英、法殖民主义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一次大战后划定的，缺乏合法性基础。在西亚南方的阿拉伯半岛，由于原有社会经济的极端落后，其社会政治和外交更容易受到部落、教派的影响。显然，西亚多数国家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一种包容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道路上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这就是它们在今天面临的巨大的政治和地区阵痛的深层原因。外国学者也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探讨了中东剧变的原因和演变模式。

2014年正值一次大战爆发100周年，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指出，英法留下的中东秩序需要外部的霸权国家予以保护，冷战期间的美苏扮演了这一角色，而冷战结束后只剩下了美国自己：“如今，美国在伊拉克的冒险行动和由此陷入的心力交瘁拉开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终结的序幕。美国不希望也不愿意在该地区维持现有水平的行动，而且也没有其他外部秩序维护力量可以效劳。由此产生的真空导致混乱发展：恐怖主义、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以及社会和政治运动试图填补这一空白，还包括民族或宗教少数派以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拥有统治野心的地区参与者。”虽然世界大国没有在此发生冲突，但“伊朗、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地区霸权冲突可能会更加危险，特别是该地区的所有参与者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强权政治思想。那里几乎不存在通过地区合作解决冲突的机制和传统。”318以色列国防部政治和安全司司长阿莫斯·吉拉德更加直言不讳，他宣称：“叙利亚所谓的国家已不复存在”，而伊拉克也已经解体，该国90%目前已被“伊斯兰国”控制。319

显然，中东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地区变动。虽然许多国家的形势暂时稳定了，“伊斯兰国”也出现了崩溃的先兆，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出现新的爆发点的可能依旧存在，而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三个冲突热点的形势仍在变化中。中东未来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