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作。从《春秋》开始，中国史学的基本风格就已经奠定。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中，赞许《春秋》的有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们就以齐太史和晋董狐为例，考察一下史家正气的起源。

齐太史之事，是关于齐庄公与崔杼妻棠姜通奸，被崔杼家人所杀的记载。《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左传》：“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晋董狐之事，是晋灵公多次谋害赵盾（宣子）不成，逼迫赵盾逃亡，赵穿杀晋灵公后赵盾复归的记载。《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这两个事件的记载充分体现了“春秋笔法”。历代注释《春秋》，都指出一个基本原则，即齐庄公、晋灵公的行为大失为君之道，所以，《春秋》在记录其死亡时没有用其谥号与尊称，而是直呼其名，反映出对其行径的不齿和贬抑。而齐庄公死于崔杼家臣之手，并非崔杼本人所杀。之所以要写作“崔杼弑其君”，不过是要突出崔杼以下弑上之罪。如果说，这一记载虽非史实但尚接近史实，那么，“赵盾弑其君”就远离史实。史实是赵盾多次受晋灵公谋害却不敢反抗，在赵盾逃亡后晋灵公才死于赵穿之手。赵盾不但没有参与弑君，连事先知情都谈不上。由此可见，“春秋笔法”的首要原则，并非完全尊重史实。

那么，“春秋笔法”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显然，“赵盾弑其君”的记载，不是说赵盾亲手杀了晋灵公，而是说赵盾作为主政大臣要对弑君之事承担最终责任。有意思的是，面对弑君恶名，赵盾为自己的无辜辩解，而董狐则强调，赵盾主政，逃亡尚未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追究弑君的赵穿，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赵盾只得认账。孔子对此的评价更有意思，他称董狐为“古之良史”，良就良在“书法不隐”；又称赵盾为优秀大臣，优就优在“为法受恶”；而且不无惋惜地说：赵盾如果已逃出国境，就不用担当这个恶名了。由此可见，由《春秋》确立的史学传统，首先强调的是记录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当史实同道义发生冲突时，史实要服从道义661。

人们常说，中国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既然史实服从道义，问题就变成如何理解史官的“秉笔直书”？是否为了道义需要就可以虚构？齐庄公并非崔杼亲手所杀却记在崔杼头上，晋灵公被弑与赵盾无涉却归罪于赵盾，这是不是曲笔？理解这一点是理解传统史学的关键。从《春秋》开始的史书记录确立的“直笔”原则，前提是不能虚构。齐庄公、晋灵公被弑是事实，这种事实必须反映在历史记录中。所以，齐太史为了记录事实不惜兄弟殒命，晋董狐为了记录事实不惜顶撞赵盾。他们对齐庄公、晋灵公的恶行只讳不隐662，明确表达了君主和大臣的行为道义准则，同时又要与事实相符。《春秋》奠定的这一传统，对中国史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对“春秋笔法”做出这样的概括：历史记录必须寻求正义。这种正义表现在具体的史实之中。史学要以历史事实作为超验正义的佐证，在经验中得出超验。记录历史和研读历史需要求真，但求真不是目的，最终要落脚于寻求历史的正当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中国人读历史，相当于欧洲人读圣经。历史不仅是经验参照，更重要的在于它还是价值标尺和道德准则。

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但在史学宗旨上却继承了“春秋笔法”。他牢记其父遗言：“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他把《春秋》的内涵归结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所作的：

​ 本纪，用意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 十表，用意是考察“并时异世，年差不明”；

​ 八书，用意是考察“天人之际，承敝通变”；

​ 世家，用意是考察“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 列传，用意是考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663。

后人将其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与《春秋》不同处在于，司马迁不追求历史的当下用途，所以有“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之语。对司马迁的这一意图，我们可以归纳为：他并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实供后人评说，而是要从历史中领会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掌握社会变迁的趋势，形成意识形态的主体观念，留给后人作为传世之资，即史学要对治乱之道做出全面探究。

传统史学的这一宗旨，在司马迁之后得到传承。到隋唐确立官修正史的制度后，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道义色彩更加鲜明。由此可见，中国史学的传统，首推正义，次论事实。道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事实记录要服从道义需要。用哲学术语概括，就是中国史学传统为“应然即实然”。直到乾嘉学派的考据证伪和古史辨学派的疑古清算，这一传统才开始调整变化，立足于把事实摆在首位，向追求价值中立的科学化史学靠拢664。

由于中国传统史书所求之真，首先是一种正当性之真，事实性之真被排在其次。如果人们把正当性之真和事实性之真混同，或者把事实性之真排在第一位，读史就有可能产生误解。在近代以来的科学思潮引导下，有不少人以发现传统史书的事实疑点为新史学的使命。在这一方向上，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在文字词句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传统工具；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传入，在意义概念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科学路径。由此，以现代眼光解读历史资料大行其道。而这种解读，极易导致以事实真实性之谬来反驳史书正当性之误。

弄清传统史学的本质，有利于今人更恰当地理解古史。方能产生“同情”。关于这种“同情”，陈寅恪有极为经典的说明：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665

一旦偏离了这种“同情”，现代治国理政汲取历史智慧就可能发生偏失，甚至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