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秦二世而亡，岂不知，隋也是“二世”而亡。秦二世十五年而亡，隋二世三十七年而亡。对秦二世而亡，早有贾谊之《过秦论》总结得失；但对隋二世而亡的原因，至今所论，多归于隋炀帝杨广个人品行之荒淫暴戾，好大喜功，以及统治缺乏有节奏、有层次的目标设定。

史称，604年杨广即位后，随着其权力地位的逐渐巩固，愈到后来愈是疯狂无度，一意孤行。既沉湎于个人无限膨胀的“千秋功业”与身后之名的虚幻目标，又自信于前朝父辈财富积累的雄厚，以及或将用之不竭的误判，不适时宜地开启了以民为“资本”的盛世美梦。其结果不过是隋亦二世而亡。可叹的是，隋之兴亡转换，也不过三十七载而已！隋速亡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

事实上，隋炀帝夺位不久，便按捺不住做一个一代有为帝王的原欲冲动，很快放弃了其父隋文帝低调的治世方略。踌躅满志地发动了三次外征高丽，拓疆开土的重大事项。同时，开始了大兴土木，营建洛阳城，修筑长城，开掘运河，修筑驰道等等重大工程。结果导致国库日渐拮据，苛捐杂税越来越重。而繁重的徭役，更是把成千上午的老百姓逼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

据史载，隋初，“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即将男子成丁年龄推迟到二十二岁。问题在于，就在隋炀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修建洛阳城，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由于“易使促迫，僵仆而死的十分之四，每月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同时开运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第三年五月就“发河北十余万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一通驰道。”608年春即开永济渠，秋七月又发20万丁男筑长城；609年“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经突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610年再“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611年攻打高丽，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致使“百姓困穷，财力俱竭”。612年又集兵“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而隋朝赋役之害，役制最甚。一是超市延期，二是课及妇女，三是徭役苛重。长城之役，“死者太半”；修船之役，“官吏督役,船工昼夜立于水中，不得休息，自腰以下全都生蛆，死者十之三四。”而且“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赋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日，价盈数倍,衰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

可以说，表面看，隋之速亡，尽可归于隋炀帝杨广个人品行的荒淫暴戾，好大喜功，以及他的统治缺乏节奏和层次型目标设定。然而，以笔者陋见，隋之速亡，杨广个人品行之恶劣，不过是加剧隋朝君主专制速亡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如果遇到个人品行相对较好的皇帝，其灭亡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不是二世而亡，而是三四世、五六世、七八世而亡。然而，就君主专制的非人本性而言，隋之灭亡也一定是自然的。因为一切非人道不自由，而且缺乏基本公正平等性的制度，因其背离了社会治理的大道原则，灭亡仅仅是一个迟早和快慢的问题。

质言之，由于隋一代赋役制度与专制皇权制度的同构性，最高赋役权是掌握在隋炀帝一人手中的，而且几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此，基于权力的自私性、贪婪性及其破坏性，绝对权力的必然逻辑，一定是倾向于剥夺所有人的利益，从而使其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总是在历史的存亡周期律里打转，就是因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监督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因为，一些看似层层设防的监督机制，大都因为缺乏对最高权力的监督未形成实质性“闭环”，以及选择性监督现象的大量存在，不是低效，就是无效。

可见，隋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于，隋朝继承了专制非人的君主制。隋炀帝荒淫暴戾、好大喜功的个人品行，不过是加剧隋朝速亡的重要因素而已。而财税统治失序，也不过是隋朝速亡的表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