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拓跋涉鲜卑的早期汉化，陈寅恪先生在讲演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曾以《北魏前期的汉化（崔浩问题）》为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唐长孺先生也曾写有《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拓跋族的汉化过程》两篇文章，对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加以探讨；近年来田余庆先生出版的《拓跋史探》、张金龙先生的《北魏政治史》也都涉及拓跋鲜卑的汉化问题。可以这样说，关于拓跋鲜卑的汉化，特别是早期汉化问题，上述相关研究论著已经说得很明白，基本上题无剩义。因此，我们这里讲拓跋鲜卑的早期汉化，主要就是综合上述诸位先生的相关论点，或者说对他们的相关看法以转述而已。

如前面所说，汉化乃是一种时代潮流，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正流”，这种时代潮流最终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在这股潮流中，也时不时的会出现反汉化的逆流，而且在某些特定时期，逆流还可能大于汉化的正流。在拓跋鲜卑的汉化前期，就曾经如此，崔浩事件则为其中的一个典型。

拓跋鲜卑真正意义上的汉化，是从道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以后，也就是当拓跋鲜卑的生活方式从游牧逐渐转入农耕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拓跋鲜卑尽管早就已经和汉族有所接触，并且受到汉族文化的某些影响，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开始汉化。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向封建集权国家的转化，正是在道武帝拓跋珪的手上完成的，只有拓跋鲜卑完成了建国的任务，其汉化才可能真正开始。

天兴元年（398）六月，拓跋珪命令有司议定国号为“魏”；七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平城以后，即开始营建宫室、宗庙、社稷；八月，下诏有司确认都城的封畿四至，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十一月，下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403，雍州安定即今甘肃泾川人，氐族）制定官品爵制、音乐律吕；仪曹郎中董谧编撰郊庙、社稷、朝见、宴会的礼仪；三公郎中王德制定律令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天仪。所有这些任务，最后由吏部尚书崔玄伯 “总而裁之”。同年十二月，拓跋珪正式称皇帝，改元为天兴，拓跋珪即北魏道武帝。这些任务的完成，标志着拓跋鲜卑已经初步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其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业已初步建立，下面的任务就是如何巩固和进一步完备这项制度了。

以上就是拓跋珪建立北魏国家机器的大致经过，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学习汉族先进政治文化制度的过程，也就是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持汉化事务者，全部是汉族士人，而以清河世家大族崔玄伯为首。

对于北魏这个时期的汉化进程，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道武帝拓跋珪的个人作用。道武帝拓跋珪乃是拓跋鲜卑历史上第一个统治中原地区的皇帝，他在征战的过程中，一直比较留意与汉族士人的交往，注意向汉人文士咨询治国理政的方略。据史书记载，拓跋珪“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敬有微能，咸蒙叙用。”拓跋珪的“礼贤下士”，直接吸引了一批汉人文士为之效力。如张衮、许谦、张恂等人，在拓跋珪的汉化变革方面，都曾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其中张衮（338—410，上谷沮阳即今河北怀来人），更是经常替拓跋珪出谋划策，史书说他“常参大谋，决策帷幄，太祖（即拓跋珪）器之，礼遇优厚。”在拓跋鲜卑攻占河北地区以后，张衮受命“劝课农桑，百姓安之。”在这个过程中，道武帝还接受汉人文士的请求，推行儒家学说、收集整理儒家典籍。

例如道武帝有一次问中山人李先（335—429，中山卢奴即今河北定州人）：“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回答说：“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道武帝遂因此接受李先的建议，下令在统治区域内收集文化典籍。公元399年，道武帝还下诏设立“五经博士”，广招生员，据说当时的国子学生人数最多时有3000余人。

此外，道武帝还曾集合儒生博士，编撰了《众文经》，这是对儒家经典著作所进行的整理工作。凡此种种，均表明了道武帝拓跋珪对汉文化的态度。就道武帝拓跋珪本人来说，对于汉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有一定程度认识的。

不过，我们对道武帝的汉化意识，也不能估计得过高，毕竟他要受制于时代条件。道武帝本人的内心深处，也依然存在着狭隘的民族意识。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在保守势力的鼓动下，随时有可能爆发出来，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

据记载，鲜卑人贺狄干出使后秦，结果被扣压在长安十余年，因此贺狄干 “习读史书，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贺狄干回到平城以后，不仅语言服饰类似汉人，举止行为也不时透露出汉人的模样。道武帝遂认为他是“慕而习之”，竟下令将贺狄干处死。后来，贺狄干的弟弟，也被道武帝以同样的理由处死。

至于对汉人文士，道武帝固然加以任用，但依然心存戒备，动不动就加以诛杀，如清河人崔逞，曾一度受到道武帝的重用，总领尚书三十六曹事，但最终还是因为受到猜忌而被杀。崔逞被杀，引起北魏国内一些汉人文士的恐慌，一些原本归顺的南方士族如东晋宗室司马休之等人，便因此转投南燕，此事后来令道武帝颇为后悔。

所以，对于道武帝拓跋珪时期的汉化，我们必须给予客观的认识，要清醒地认识到当时还只是处在拓跋鲜卑的汉化初期阶段。拓跋鲜卑统治集团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汉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对汉化的抵制力量依然处于优势地位。特别是那些失去既有经济、政治利益的部落贵族，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反叛。他们的反叛，上升到文化层面来说，就是对汉化的反抗。鲜卑贵族的反汉化，最后集中体现为道武帝晚年（公元408年）的宫廷政变，道武帝本人也在这场政变中被杀。

为什么说这次宫廷政变的实质是汉化与反汉化之间的斗争呢？如前所说，道武帝拓跋珪所推行的汉化进程，并没有被拓跋鲜卑的多数人所认可，因此一时引起诸部落之间的的反抗。面对推行汉化所造成的混乱形势，道武帝拓跋珪并没有能够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进行化解或缓和，而是一味依靠镇压和杀戮，结果进一步激化了汉化与反汉化之间的矛盾。偏偏在这个时候，道武帝又急于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如所周知，在定都平城之前，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各部落联盟的酋大（即酋长），是由当时的主要部落推举产生的。至于拓跋鲜卑的内部，虽然已经进入父家长制的时代，但毕竟刚刚脱离母权制未久，因此，在部落首领的继承方式上，仍然是实行兄终弟及制。

什么叫“兄终弟及”？就是继承权在兄弟们之间相互传递。这种继承制度，中原汉族早在商周之际就已经废除了，代替它的是“父死子继”，即由父传子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两相比较，“父死子继”是一种优于“兄终弟及”的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度具有单一性，因而不易造成继承权上的混乱或争夺，因为嫡长子是唯一的（当然不能排除因野心家的觊觎所造成的争夺，历史上也屡屡演出这种丑剧）；而“兄终弟及”正好相反，因为既然是兄弟间的传承，那么从理论上讲，哪一个兄弟都有继承的权利，这样一来，争夺与混乱就在所难免。

所以，道武帝拓跋珪在继承人制度上，开始学习中原汉族的社会制度，想用父死子继取代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与此同时，道武帝还制定了“子贵母死”制度，试图彻底杜绝拓跋鲜卑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着的母权干政现象。

显然，道武帝拓跋珪的做法有些超前了，超越了拓跋鲜卑当时的汉化水平，并终于因为立储问题引起了一场父子、兄弟之间相互残杀的政变。天赐五年（408），道武帝决定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同时赐拓跋嗣的生母刘贵人死。道武帝告诉拓跋嗣，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意思就是说，这是为了杜绝后宫及外戚干政现象的发生。

但是，道武帝的做法并未能被拓跋嗣所理解，拓跋嗣因此离家出走。在这种情况下，道武帝就打算改立清河王拓跋绍（394—409，道武帝拓跋珪次子，明元帝拓跋嗣异母弟）为皇储，并且仍然想故伎重演，准备杀掉拓跋绍的生母贺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氏却与拓跋绍联合发动政变，反而将道武帝拓跋珪杀死。

所以，从文化层面上讲，天赐五年的宫廷政变，是拓跋鲜卑内部保守势力与要求汉化的进步势力之间斗争所造成，简而言之，乃是汉化与反汉化之间较量的结果。

道武帝拓跋珪虽然死了，不过，他开创的封建集权统治还是因为明元帝拓跋嗣最终平叛而得以延续。当初离家出走的太子拓跋嗣在平定清河拓跋绍政变之后，继承了皇位，拓跋嗣就是明元帝。明元帝拓跋嗣在汉化程度上比父亲拓跋珪更深。在与汉人文士交往的过程中，拓跋嗣深切地感觉到文明的诱惑力，如《魏书》本纪就记载：“帝礼爱儒生，好读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大家都知道，刘向是西汉时期的大学者，拓跋嗣能够写书指正他的著作，拓跋嗣的汉文化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但是，明元帝拓跋嗣在推进汉化方面，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做法，为什么呢？我认为除了性格方面的原因之外，与他注意父亲拓跋珪在汉化道路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有关系的。正是鉴于父亲统治晚年因汉化所引起的宫廷政变，所以，在他继承帝位以后，不得不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不过，汉化的大方向，明元帝拓跋嗣还是坚持的，这可以从他和崔浩的对话中窥见一斑。

据记载，拓跋嗣有一次问崔浩：“卿谓先帝如何？”意思就是说，你是如何看待先帝拓跋珪的？拓跋嗣询问崔浩，就是询问整个汉人文士，因为崔浩是当时汉人文士的代表。崔浩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臣岂能仰名？”崔浩在回答中，高度肯定了道武帝拓跋珪“变风易俗”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在婉转劝说明元帝拓跋嗣，认为只有效法先帝、推行汉化才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站得住脚，才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崔浩肯定道武帝拓跋珪“变风易俗”，实质上就是肯定汉化。崔浩的观点被明元帝拓跋嗣所接受，这从君臣二人一问一答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汉化比父亲深厚，因此拓跋嗣在推进汉化方面，能够更加讲究策略。有迹象表明，明元帝拓跋嗣从被立为皇储之后被迫离家出走，就开始对父亲所推行的带有汉化色彩的变革有所反思了。从内心来讲，明元帝拓跋嗣并不反对以“父死子继”的新制度取代“兄终弟及”的旧制度。但是，明元帝也认识到，父亲道武帝拓跋珪推进汉化的步伐，显然太过激进。

因此，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首先确立了一项“太子监国”制度，以缓冲因帝位继承所造成的政治动荡。当然，太子监国制度并不是拓跋嗣首创，中原汉族王朝早已有之，但多数情况下，都被用作权宜之计。然而，明元帝拓跋嗣却把汉人的这项旧制度，创造性地运用到北魏的皇位传递上，并且获得了成功。

在明元帝及随后的太武帝两朝，太子监国制度在帝位传承上，均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在成功废除沿袭已久的“兄终弟及”制的同时，将“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确立巩固下来，并且没有引起像当初道武帝末年那样的宫廷政变。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认为，明元帝拓跋嗣在汉化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更为稳健、更为谨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