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非暴力抵抗者在托尔斯泰农场平静地生活，准备着迎接未来的挑战。他们不知斗争何日方休，也不在乎。他们只守一个誓言，就是无论遭多大罪也绝不向“黑色法案”屈服。对斗士而言，战斗本身就是胜利，因他乐在其中。既然战与不战取决于他，苦乐成败也在于他。斗士的字典里没有痛苦或失败这样的字眼。就像《薄伽梵歌》有云：苦就是乐，败也是胜，无论胜败苦乐，他都泰然处之。

时不时就会有在我们农场住过的非暴力抵抗者入狱。如果没有入狱这回事，单是看农场里干的各种活儿外人绝想不到这儿住的是非暴力抵抗者，更想不到我们正在备战备荒。不信这儿住的是非暴力抵抗者的人若到农场参观，是我们朋友的就会表示同情，是我们的批评者则会将我们痛斥一番。后者会说：“这些家伙都成懒骨头了，（P.394）所以他们才跑到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吃闲饭。他们不愿入狱，却在这远离喧嚣都市的桃花源享清福。”该如何向批评者辩解呢？非暴力抵抗者不会为求入狱而违背道德律；表面上的祥和自制正是我们为日后“战斗”做的准备；我们不指望他人的帮助，我们只靠神的庇护。结果，后来发生的一切，或说神的安排，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没想到会获得那么多帮助，也没想到考验会如此严酷，但我们坚持到底，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胜利。

我一直请求戈克利和其他领导来南非实地考察印度移民的境况。但觉得他们没谁真会过来。瑞奇先生也多次努力让印度领导人来此出访。不过又有谁敢在运动低潮期来这儿呢？1911年戈克利身在英国，密切地关注着南非的运动。他在印度立法会发起辩论，通过了一项决议（1910年2月5号决议文），严禁政府向纳塔尔输出契约劳工，即刻执行。整个期间我与戈克利频繁沟通。（P.395）他与印度事务大臣会晤，告之自己有意前往南非了解第一手资料。出访计划获大臣批准。戈克利给我来信，请我为他做好为期六周的行程安排，并注明他最晚何时必须离开南非。我们乐坏了！印度领导人出访南非，真是前所未有；而印度领导人去海外视察侨民，了解他们的境况更是闻所未闻。我们意识到，像戈克利这样一位大领导来访意义重大，所以决定为他准备让亲王都羡慕的高规格接待，带他走访南非各大城市。非暴力抵抗者和其他印度人全都兴高采烈地着手筹备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也邀请欧洲人参加，大多数都应邀出席了。我们还决定，只要有条件就在各地市政厅召开公开大会，当地市长如果愿意，可以主持大会。我们还想装饰铁路沿线各大车站，申请居然大多都获批了。一般来说这种申请批不下来，但我们的筹备工作如此隆重，当局为之所动，甚至流露出些许同情之意。（P.396）举个例子，单是装饰约翰内斯堡市帕克火车站我们就花了足足两周时间，其中包括一座由卡伦巴赫先生设计的精致的大型欢迎拱门。

戈克利还在英国就已事先体验了一下南非印侨的感受。尽管印度事务部大臣已知会南非联邦政府说，戈克利在帝国位高权重，可却没人想着要去帮他订船票，更别说订头等舱了。戈克利身体羸弱，想要订间舒适的单人客舱；但船务公司一口咬定没有这样的客舱。后来也不记得是戈克利本人还是他的朋友向印度办公室说了此事。办公室给船务公司负责人发函，之前还推诿的船务公司立马就为戈克利备下最好的单人客舱。总算是坏事变了好事。客轮船长也接到指令，务必好好款待戈克利，他才得享一个愉悦安宁的旅途。戈克利虽为人严谨，但也很爽快，且不乏幽默感。他参加了客轮上组织的各种娱乐活动，深得同行乘客喜爱。在他访问比勒陀利亚期间，南非联邦政府热情款待，（P.397）还给他享用车站贵宾室的特权。在征询我的意见之后，他接受了这个待遇。

1912年10月22日戈克利搭乘客轮抵达开普敦。他的身体比我预想的还要虚弱：必须严格控制饮食，也不能累着。我事先安排的行程对他而言负担真的太重，只好尽量缩减。戈克利表示，如果实在无法缩减，他也不介意按原计划走完全程。对自己蠢到未征询他的意见就擅自主张，还把行程安排的满满的，我真是懊悔不已。后来虽然做了一些改动，但行程大致不变。此外，事先我也没想到必须确保戈克利不受外界搅扰，现在再做安排难度很大。不过我一直乐于照顾老弱病残，这方面做得还行。所以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我立即调整了所有安排，确保戈克利有充分的私人空间和安静的环境。说这些只是为了陈述事实，毫无自夸之意。在整个巡访期间，我担任他的秘书。志愿者（包括卡伦巴赫先生）全都提高警惕，在我看来，因为随时都有人帮着戈克利，他并无任何不适或困难。不消说，我们得在开普敦召开一次大型会议。（P.398）我邀请显赫的施赖纳家族（见上文）的掌门人威·菲·施赖纳参议员主持这次大会，他也欣然答应了。到场的印侨和欧洲人济济一堂。施赖纳先生发表悉心准备好的欢迎辞，欢迎戈克利的到来，并表达自己对南非印侨的支持。接下来戈克利的演讲言简意赅，既中肯坚定又中规中矩。印侨闻之欢欣鼓舞，欧洲人也听得入迷。事实上，从踏上南非大地的那一刻起，戈克利就赢得了南非各群体的欢心。

从开普敦到约翰内斯堡，戈克利要坐两天的火车。德兰士瓦仍是硝烟未停。离开开普敦，进入德兰士瓦边境，首先到达的第一个大站是克勒克斯多普（Klerksdorp），之后是波切夫斯通姆（Potchefstroom）和克鲁格斯多普（Krugersdorp）。因为这些城市都有为数不少的印侨，戈克利不得不在每站都稍做停留，参加当地集会。因此他乘坐的是由克勒克斯多普站始发的专列。会议均由以上三市市长主持，停站时间都不超过一两个小时。最后，专列按时抵达约翰内斯堡。为欢迎戈克利的到来，站台上专门搭了一个台子，（P.399）铺着华丽的地毯。约翰内斯堡市市长埃利斯先生（Mr. Ellis）及其他欧洲人一行出席欢迎仪式。市长还让出自己的专车，让戈克利在“黄金城”访问期间随意差遣。在站台上，市长向戈克利致以欢迎致辞。不消说，戈克利所到之处都有人致辞欢迎。但约翰内斯堡市还把欢迎辞刻在一块罗德西亚柚木架镶心形赤金盘上，用的是兰德金163。盘上刻着印度和锡兰地图，左右两侧另镶着两块赤金牌，分别刻着泰姬陵和一幅典型的印度风景图。柚木架上也刻着精美的印度风景。市长向戈克利介绍到场人士，朗读欢迎辞，戈克利答谢，再加上其后的致辞和答谢，总共花了不到二十分钟。欢迎致辞很短，不到五分钟就念完了。戈克利的答谢也不超过五分钟。在志愿者维护下，现场秩序井然，站台完全容得下到场的人士。现场也很安静。尽管站外人山人海，但出入畅通无阻。

我们安排戈克利在约翰内斯堡五公里开外在卡伦巴赫先生名下一幢别致的山顶小屋里下榻。（P.400）那儿风景宜人，空气清新，房屋虽然简朴但极富艺术气息，戈克利非常喜欢。我们还在城内专门租了套办公室，供戈克利待客用。套内共有三间房，一间留给戈克利专用，一间做会客室，一间做访客等候室。我们安排戈克利与个别市内名流私下会晤，并组织他与欧洲人领袖开了一次小型闭门会议，好让他充分了解对方的立场。此外，为表示对戈克利的敬意，还举办了一场四百人的盛宴，其中包括一百五十位欧洲贵客。印侨皆需购票入场，每张票一畿尼，收入用于支付宴会费用。吃的是全素宴，不提供酒类饮品。厨师全是志愿者。之所以这么安排说来话长。在南非，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并不守不与异教徒同桌进餐的戒律，但素食者是绝不吃肉的。有的印侨还是基督徒，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很好。信基督教的印侨大多是契约劳工的子女，很多在饭店当服务员。也多亏了他们，我们才能在如此大型的宴会上还安排了十五道菜。（P.401）对南非的欧洲人来说，和这么多印度人同桌进餐，吃全素餐，还滴酒不沾，都是很新奇、很棒的体验。少数欧洲人有过其中两种体验，但谁也没有过这种三合一的体验。

席间，戈克利发表了他在南非期间篇幅最长，最为重要的演讲。他在起草讲稿的阶段，让我们做了全面调研。他声明，他从不忽视当地民众的看法，甚至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尽量予以满足。所以他问我有什么观点希望他转述，让我把想说的话或想法都写下来，篇幅长短适中，但要点一个都不能少。不过如果最后他只字不提我写的东西，我不得气恼。我现在就可以指出，我写的东西戈克利一句都没用。话又说回来，像他那样的英语文字高手哪里会用我拙劣之语。我甚至说不好他是否采纳了我的观点。不过发言时他对我的重要观点予以致谢，所以就姑且认为他的演讲结合了我的想法吧。事实上，戈克利思路独到，（P.402）别人总判断不出自己的想法是否容得下。反正我是听取了他的每场发言，觉得该说的他都说到了，而且措辞全都得体到位。如此清晰明确又文采四溢的发言全都源自他孜孜不倦的准备工作，对真理坚持不懈的热爱。

在约翰内斯堡我们还召开了一次仅限印侨参加的大会。和印侨交流时，我一贯坚持用对方的母语或用印度通用语印度斯坦语。得益于这个坚持，我相当轻松地就和南非印侨搞好了关系。有鉴于此，我很担心戈克利无法用印度斯坦语与印侨交流。我很清楚他在这点上的看法：他不愿说磕磕巴巴的印地语，所以只能用马拉塔语164或英语。而且他会觉得在南非用马拉塔语发言有些假模假式，就算用了，听众中有古吉拉特人和印度北方人，还得译成印度斯坦语。既然如此，就用英语也无妨吧？好在我还有一招，最终说服他同意用马拉塔语发言。（P.403）在约翰内斯堡有不少来自西部孔卡尼地区的穆斯林，也有一些祖籍马哈拉斯特拉邦的印度商人，这些人都很希望能听到戈克利说马拉塔语，请我让他用家乡话发言。我和戈克利说，他要是用马拉塔语发言，这些朋友会非常开心，我可以把他的发言译成印度斯坦语。戈克利爆笑起来，对我说：“你的印度斯坦语水平我太清楚啦，这方面你真的不行。可现在你居然自告奋勇要把马拉塔语译成印度斯坦语。我能问问你打哪儿学来这么棒的马拉塔语吗？”我答道：“我的马拉塔语和印度斯坦语一样烂。虽然马拉塔语我一句都说不来，但我很熟悉您的发言内容，有信心能把握主旨要义。总之您会看到，我绝不会向大家曲解您的原意。我们也可以让其他精通马拉塔语的人翻译，但这么安排只怕您不同意。所以您就听我的，就用马拉塔语发言吧。不光是那些孔卡尼的朋友，我也很想听您用马拉塔语发言呢。”“你总归能让自己称心如意，”戈克利调侃道，“我在这儿孤立无援，也只能俯首听命了。”就这样，戈克利采纳了我的建议：从那一刻起一直到桑给巴尔岛，（P.404）在类似的会议上他都坚持用马拉塔语发言，而我则是他的专职译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被我说服了，是不是真的觉得用母语，哪怕是磕磕绊绊的印地语也胜过用完美地道的英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就算没被说服，单是为了让我高兴，也会在南非说马拉塔语。几场演讲之后，看得出他对这项实验的结果也很满意。戈克利在南非期间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在不涉及原则的情况下，领袖迎合追随者的喜好也是一种美德。（P.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