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作为一门有关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及其组织系统的学说，不啻为人类最古老的学说而实际与人类社会历史是同步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学说的重要意义直到近现代才为人们所认可所关注。同时，人们不仅把这一学说主要限于工业生产领域，而且因之而仅把其视为长于制作技术的西人的专利。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谈到这种为西方人所发明的并为今人所普遍恪守的管理学说的主要观点时指出：

　　一、管理人员要负责为了经济目的而把生产性企业的各项要素—金钱、物资、设备、人员—组织起来。

　　二、就人员来讲，这是一个指挥他们的工作、激励他们、控制他们的活动、矫正他们的行为，使之适合于组织需要的过程。

　　三、如果管理人员不这样积极地干预，人们会对组织需要采取消极的—甚至对抗的态度。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说服、奖励、惩罚、控制—必须指挥他们的活动。这就是管理人员的任务。我们常常把它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来把事做成。

　　而这种所谓的管理人员的“积极地干预”的方式，尽管其花样可以不断地翻新，但实际上总不出乎“胡萝卜加大棒”这一“恩威并施”：

　　在一个极端，管理人员可能是“严厉”或“强硬”的。指挥人们行为的方法包括强迫和威胁（常常伪装起来），严密监督，对行为紧密控制。在另一极端，管理人员可能是“温和”或“软弱”的。指挥人们行为的方法包括宽容，满足人们的要求，求得相安无事。那样，人们就会易于控制，接受领导。……

　　目前的流行主题是“坚定而公正。”这是一种兼采软硬两种态度之长的企图。它使人想起老罗斯福的“言语温和，但手中拿着一根大棒。”

　　同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样种不言而喻的对“人”的假定：

　　一、正常人生性懒惰—尽可能地少做工作。

　　二、他缺乏雄心壮志，不愿承担责任，宁愿被人领导。

　　三、他天生就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

　　四、他的本性就反对变革。

　　五、他不太伶俐，易于受骗，易于受到骗子和野心家的蒙蔽。

　　这就是是所谓的“群氓假定”，即假定“人类是一群为个人利益所驱动的无组织个体。”但是我们不能不问，这果真是对人类本质最真的写实吗?镜子里的我自己果真是如此的丑陋吗?如果是，那么现行的管理思想及方式就成为并且永将成为不可易移的铁律，如果不是，那么这种管理思想及方式作为一种无据之偏见，而决定了其在人类历史上尽管被奉若神明但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东西。

　　我们看到，伴随着现代人类自我反思精神的日益深入，这种现行管理思想所赖以的人学前提在理论上正遭致人们愈来愈多的质疑和非议。例如，西方“人类动机学说”的创始人马斯洛令人信服地提出，人不仅受自己的动物化的“生理需要”所驱使，而且亦以“自我实现”这一“类”的需要为动力。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不无雄辩地指出，人不仅是一种受制于种种物的规定的既定的存在，而且亦是一种超越规定的、自己完善自己的“潜能。”同时。这种对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能力的肯定，必然导致对人的社会本质即“主体间性”的再认识。人们开始发现，社会已不再是一种“原子式的个人”的简单相加，即一种纯粹出于某种外在目的而人为结合起来的“利益共同体”，而是作为自我本身的一种表现和延伸形式，它本身就具有一种自组的“原始的亲合力。”这样，诸如“爱”、“同情”、“伦理”这些业已被人遗弃的传统的概念将不再被歧视为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呓语”，而是再一次登堂入室地进入列人类社会学说的腹地，成为人类社会行为及组织的坚实构架和基石。而这一切，无疑为一种新的管理学说提供了理论前提。

　　正如为今天初露头角的现代西方“Y理论”等管理理论所表明的那样，这是有别于传统的“物本”的一种“人本”的新的管理学说。它坚持：在管理活动中，人不再是与其他物的因素同等并列的一种“要素”，而是作为“主体”始终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管理不再是唯利是图地片面追求所谓的“效率”，而是最终以人的内在目的，即自身价值实现为宗旨；有效的管理不再是完全求助于“胡萝卜加大棒”这一利与力的交用，而是基于人自身的自觉和自治。最后的结论是，人类的管理不再是人的一种纯粹的“手段”，而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耐人寻思的是，当如梦初醒的西方人在这种人本主义的管理学说里为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个管理的新世纪的时候，而对于东方的中国人来说，它却早已成为过去了的辉煌的历史。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古代“治”的理论这一本书的主题。正如本书将要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儒家的社会管理学说，即其以“礼”和“仁”为核心的“治”的理论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极为自觉、极为成熟的人本主义的管理理论。随着本书的展开，读者将会看到，这一理论如何以一种彻底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哲学作为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如何不留斧痕地克服似乎无法调解的存在于人类社会行为与社会组织中的种种两难和对立，这一理论如何在与其他学说（法家学说与墨家学说）的对比中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最后，读者将随着作者从过去走向今天，去领略这一理论为我们所展示的现代意义。

　　我们希望，这种对人类管理学的“考古”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一种新的人本主义的管理学的理解，而且也将重振昔日管理学在人类社会地位的显赫。在人类古代，正如中国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管理学作为一种普遍的“治道”，作为一门一以贯之的安邦济民的“经世之学，”曾被视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的宏伟事业。但是在今天，它作为一种日趋支离的部门之学而日渐沦为目光短浅的技术官僚的纤术细学。然而我们相信，随着管理中的人本学意义的发现，同时也随着管理学最终成为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功能”而不是对其局部的“质”或“量”的把握的学科，它将从一种为经营学服务的辅助性学科一跃成为一种具有领导性和统摄性的学科，而再次登上“元社会学”的宝座。

　　而这不正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真正地自觉支配自己的时代的到来吗?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任何管理思想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和前提的。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如此，对于坚定坚持“体用不二”、“知行合一”的中国古代“治”的理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在本书开始之前，我们将对中国古代“治”的理论所基于的哲学思想予以深入的讨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高屋建瓴地把握有别于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古代管理理论的内容与实质，才能够真正入室操戈地步入广大而精微的中国古代“治”的领域。

　　本书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彻底经验主义，人本主义以及唯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