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家詹姆士·马奇曾经尖锐而富有洞见地指出：“美国管理学教育的理性成分过多，急需增加几分愚蠢。”当然，他并不否定明智的理性，强调的是在理性之内和理性之外保持某种平衡。这种平衡，表现为“除了喜欢生活中的效率或者效力之外，还喜欢生活中的美和雅”。

马奇还曾说过：“如果我们只在不被辜负的时候去信任，只在有所回报的时候去爱，只在学有所用的时候去学习，那么我们就放弃了为人的本质特征。”8而历史给人们展现的图景，往往富有这种“愚蠢”或者“非理性”，饱含不可理喻之美和蠢笨至极之雅。因此，站在史学的立场上讨论管理问题，是一件令人兴味盎然却在多数时候劳而无功的事情。本文试图从马奇立论的角度，给各位同仁竖立起一个蠢笨标靶，谈谈史学思维对管理研究的意义。

何谓史学思维？概要来说，就是在时空维度中关于情境的思辨，以及由此达成的某种共识，但这种领悟很难概念化。大体上，在古代，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在近代，就是兰克史学力图还原客观历史真实的科学化努力；到了当代，则是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克罗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

不论古今，认知历史的关键在于对情境的把握。

陈寅恪有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馀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9

这段话尽管在史学界已经人所共知，但对史学领域之外还有重申的必要。尤其在管理与情境的关系认知上，陈寅恪之言富有启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