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靠人气，守成靠利益。好则江湖式聚集，商人式分手；坏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历史上的团队，尽管形形色色，但几乎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随着团队目标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动荡甚至解体重组。创业与守成，在其他国家也有区别，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古代那样，在创业与守成之间形成两极化的情境。

通常，人们更为重视创业。但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背景下，创业实际要比守成简单，起事容易成事难。所谓创业，在古代只需要一个最关键的条件，即聚集人气。即便是古代的商贾，靠的也是人脉。其他所有因素，基本上都是为聚集人气或者建立人脉服务的。所以，凡是成功的团队，无不在用人上表现出众。所谓用人，人们熟知的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不拘一格、用人不疑云云，实际没有那么深奥，仅仅是用各种手段积攒人气而已。这种用人不是现代的成本收益式的人力资源管理。所以，古代不乏“养士”式的储备，并不关心这种储备是否能用得上，由储备而造成的浪费反而能得到人们的赞许。只要物质资源允许，成大事者无不以挥金如土来显示自己爱才如命。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中的及时雨宋公明。现实虽然没有小说那么典型，但财散人聚几乎是古代领袖人物的基本信念。而且除了散财聚人的共识，还必须辅之以情感笼络，甚至义结金兰等非物质手段。假如某一领袖严格按照成本核算来酬劳部下，几乎就是成不了大事的征兆。韩信批评项羽对有功将领迟迟不封爵行赏，恰恰是从反面说明项羽不过是“单纯军事观点”。作为一名杰出的将军，我们有理由相信项羽很可能是在任用军事指挥官时不愿意“胡来”，起码是不愿意凑合。但没有政治眼光的项羽，因此而失去了人气。这就会产生一种普遍现象，即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顾经济核算，创业时的“透支”和原始股的“期股”承诺过多，基本上是“不算账”的。而这种透支和期股，在由创业转为守成后必须兑付。兑付不公，就会使团队瓦解。

由创业到守成的转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就是需要摆脱情感的影响。在创业阶段，情感是十分重要的用人手段，然而，把这种情感带到常规经营中，部下就有理由担心领袖因情感用事而对待自己不公。哪怕是最亲近的部下，在古代“伴君如伴虎”的格局中，也会对自己的前程提心吊胆。古代的所谓“奸佞”，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君权威胁下的人格扭曲。明清的晋商，在经商活动中形成的用人准则“用乡不用亲”，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情感与理性在古代团队中的分寸。用乡，意味着可以依赖同乡关系充分发挥情感优势；不用亲，意味着其付出和酬劳完全可以按照理性计算进行。时至今日，团队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取舍与平衡，依然是对领导人的一种考验。

古代团队最可怕的结局，就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是古代君主放弃情感笼络手段而处理团队问题的另一个极端方向。尽管没有一位领袖愿意承认这一点，但稍有头脑的部属都心知肚明。在越王勾践的团队中，范蠡以此劝说文种，文种不信邪，结果被赐自尽。刘邦团队中，张良以出家避祸，韩信未能善终，萧何经受下狱“考验”，团队实际在政权稳固后就已经解体。朱元璋诛杀功臣最彻底，完全不留馀地。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开国元勋体面退出政坛，保全了他们的身家性命。然而从团队的角度看，其创业团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所以，团队在创业完成后，随着行为准则的转换，如何进行重组，以赵匡胤方式最为成功。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江湖式聚集，食利式分手”。冯仑总结万通六君子的“江湖式进入，商人式退出”，可以说是杯酒释兵权的当代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