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徐光启向来中国传教的利玛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把“几何学”导入中国，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早已具备向西方学习的信心和勇气，关键是我们向西方学习什么？

学习西方的喝咖啡、穿西装吗？当然不是，向西方学习就要学习西方真正的好东西，学习西方的科学理性、契约精神、规则意识，当然，也要学习平等、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学习职业观念和职业精神。

（一）科学理性

中国人感性，西方人理性，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人的理性，特别是科学理性。

1.自然哲学

古希腊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确立了基本哲学判定，包括世界观和生活信仰。确信“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鱼、鸟和植物，都以某种方式形成秩序，但不是相同的方式。对整个系统而言，情形却并非如此，事物与事物之间并不是没有什么关联，而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明确的关联。所有事物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而形成秩序的。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两者一脉相承；现代科学研究的基因存在于古希腊的哲学中，存在于人类的知性中。人类的知识理性或科学精神，归根结底在于探索事物的真相和成因，跨越不确定性的障碍，赢得人生的自由和从容。

希腊文明及其科研思维的影响，一直延伸到马其顿统治时期。马其顿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他师从亚里士多德，继承和推崇希腊文化。希腊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为止，罗马在理论研究和哲学探索领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罗马帝国自称是希腊传人。接下来的一千年，宗教神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哲学依附于宗教神学，加上贫困与动荡，西方的各个学科研究处于停止状态，史学家称“中世纪的黑暗”。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只是一件历史的表象事件。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令人失望，导致社会知识精英及艺术家怀疑神学的真伪，以及对宗教神职人员的不良行为产生不满。凭借着各自的艺术天赋和知识才能，在宗教以外的领域探索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倡导快乐且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世主义的人生哲学。

文艺复兴实际上成为一场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运动，使很多人成了学者，成了知识工作者，让他们体验到“知识就是力量”，并懂得如何应用方法获取新的知识，这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他们以发展新知识为己任，从事学术研究，不再从宗教教义或神学定论出发，而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学术成就出发，探索新知识。从而，促进了物理学、数学、博物学、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形成了最初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学术小圈子，成为独立研究的科学家，使得这一时代的艺术家、哲学家、文化家还兼备科学家才能，达·芬奇、培根、笛卡尔在科学领域上都有杰出贡献。

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打破了迷信、奴役及特权禁锢思想。特别是启蒙思想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蓝图，自由、平等、竞争的观念及其道德伦理逐步深入人心，从而为工业文明、商业文化的诞生扫清了障碍。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社会随着科学的进步，最终解除了宗教的魔咒，使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科学信仰的基础上，连哲学也转向以科学信仰为基础。

2.自然科学

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需要跨越海洋，需要了解宇宙世界，需要是最好的老师。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从天文学起步，早在古希腊时期，有关天体运动的命题已经存在，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和学说体系。经过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努力，用数学形式表达了太阳系各行星运行的相互关系，也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了星体运行规律。“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地心说”和经院哲学的基础，开启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大门，使科学最终得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

培根的实验主义开启了科学之光，笛卡尔“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用“理性方法”将人类引向科学，而不是“个性权威”。笛卡尔的方法论对后来物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古代演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演绎法：以唯理论为根据，从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推出结论。这种方法和培根所提倡的实验归纳法结合起来，经过惠更斯和牛顿等人的综合运用，成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作为方法论的例子，笛卡尔运用代数的方法解决几何问题，并确立了解析几何学的基础。

哲学和科学一脉相承，科学离开哲学思考，将失去思想源泉。反过来说，哲学离开科学的实证性研究，永远只能是一种假说，充其量只能启迪人们的思维。一只苹果幸运地落在了伊萨克·牛顿头上，历史的重任落在牛顿肩上，最终由他完成了天文学及物理学的革命。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即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构成了统一的体系，可以对物理世界的一切变化做出解释和预测。大到天体运行，小到钟摆运动，牛顿让混沌的世界开始变得有序，神秘的自然不再令人感到恐惧。有人惊呼，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科学必须与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种种因素结合，才能形成决定性的力量。随着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先是英国，后来是整个欧洲被动员起来，从家庭手工业到大规模的工厂，开始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技术革命”，从而使科学有了用武之地，显现出理论科学的内在威力。首先，英国的纺织业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迫切需要机器代替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确保纺织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尤其相对于印度和中国的竞争优势，从而尽可能多地获取超额利润。

1782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第一台蒸汽发动机，真正实现了“以机器代替人力”。1785年，英国出现了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随后矿产业、冶金业和机械制造业也引入了蒸汽动力，实现了机械化和现代工厂制，英国成了世界的工厂或工业基地。瓦特的真正成就在于，自觉应用自然科学理论于技术研究和开发领域，使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这是西方工业文明优势保持至今的内在原因。

借助于现代科学理论，展开大规模实践，包括技术开发，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切始于瓦特，始于牛顿革命。人们受牛顿学说的启发，意识到“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以分解为少数简单而统一的、有理性的人能够发现的定律。随后，人们就把牛顿的物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包括思想和知识在内的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物理领域”。

飞机、汽车、钟表、计算机、尼龙袜、原子能等，今天，几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由欧美国家发明创造出来，东方的智慧没有体现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为什么？科学信仰、科学理性和科学探索精神是西方在工业文明中领先的原因。人们对未知领域的积极探索，发现问题、了解真相、寻找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思维、创新方法，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解决问题，惠泽众生。

（二）职业精神

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可以用几个人物的关系通俗地加以理解：以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领袖（所谓新教，是指基督教的一个较新的派别，其核心教义与天主教、东正教等老派别，在宗教观念上有很大差异），影响了以富兰克林（美国开国元勋）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精神领袖。而富兰克林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影响了洛克菲勒、卡耐基、摩根、福特、杜兰特、沃森等企业界领袖，这些企业界领袖分别创立了美国标准石油、美国钢铁公司、摩根银行、福特汽车、通用汽车、IBM等世界著名企业，这些企业撑起了美国经济、支撑起了美国社会。马克斯·韦伯的这个逻辑也可以在瑞士、荷兰、英国等国家进行演绎，从而串联起这些国家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不但如此，马克斯·韦伯还详细地列举了新教教义的具体内容对人们工作态度的影响，以及人们工作态度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

1.工作态度

马克斯·韦伯认为，基督新教对经济的影响首先是人们对工作态度，或者说对劳动的态度上。老派教义认为，一个人死后若想进入天堂，今世必须潜心修行、远离世俗、清心寡欲，多祷告、多忏悔、多唱赞美诗、多读圣经，这是上帝所关注的最主要的“绩效考核指标”。它与你的世俗工作，比如，种了多少庄稼，养了多少牛羊，庄稼种得怎么样，牛羊养得怎么样，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说几乎没有关系。避世修行，是老教教义中上帝跟人约定的、来生能够升入天堂的方式。所以，很多有理想、有才华的人都到教堂、修道院里修行。为了避免世俗的烦扰，很多教堂和修道院都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的建在山顶上，有的建在大海边。欧洲很多中世纪的教堂，几乎都在偏远的地方。

在老教教徒的心目中，诵经、祷告、宗教仪式比所有的世俗工作都重要，这是与上帝的约定。大家因此不愿意从事世俗的工作，不愿意干活，认为这些不重要，甚至有些鄙视从事世俗工作的人。当这种心态成为共识、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不足，社会精英不去发展科技、创造财富，都遁世避俗当修行士去了，社会经济能发展吗？

直到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提出了一些新思想。他说：“上帝与人并不是那样约定的，上帝认为，人们没有必要避世修行，每个人做好现实的工作，比如，农民种好自己的庄稼、牧人养好自己的牛羊、老师教好自己的学生、国王爱护好自己的子民，等等，这是最好的修行方式，未来上帝将依据每个人在各自世俗工作上的成就，判定他们死后能否进入天堂。”

在马丁·路德之后，新教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位影响深远的领袖人物——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继承了马丁·路德入世修行的理念，同时提出了“预定论”的思想。“预定论”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上帝事先安排好的，人们后世的努力是无法改变上帝预定的结局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通过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证明自己是上帝挑选好的、未来要进入天堂的人选。约翰·加尔文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瑞士、英国、美国等拥有很多信徒，约翰·加尔文后来被誉为新教教皇、“美国信仰之父”。

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新教思想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俗工作、现实劳动的看法，人们从鄙视劳动、鄙视工作转变为热爱劳动、努力工作。因为按照新教教义的精神，一个人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荣光，才可以免除地狱的恐惧，才有可能获得心灵的安慰。于是，大量的社会优秀人才不再守在修道院、走出教堂，积极地投身于农业、牧业、手工业、航运业等众多的民生领域，并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状态和劳动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新教所到之处，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例子也让人印象深刻：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北方经济发展速度的对比。从自然条件来讲，美国南方的条件要好于北方：阳光充足，水资源丰富，植物茂盛；而北方的阳光、水资源、植物等都比南方差。从移民的经济基础来讲，美国南方的大多数移民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中产阶级，资金实力雄厚，他们在美国的南方开垦了大量的种植园，并从非洲买来奴隶为他们劳动，成为大种植园主。与南方相比，大多数美国北方的移民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底层人民，或者是在欧洲失意的政治犯等，他们从欧洲移民过来，除了对自由的新大陆的好奇和热情外，几乎没有财富。但是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当美国南北战争发生时，美国南北经济的实力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美国北部的移民白手起家，在他们移驻的地方建立了工厂、矿山、学校、城市，而美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则乏善可陈。马克斯·韦伯认为，造成美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最重要因素是宗教信仰上不同，南方人民普遍信仰传统的基督教，而北方人民信仰新派基督教，是新教信仰中的入世修行唤起的劳动创业热情，造成了初期南北经济的发展差距。

新教教义改变了人们对工作和劳动的态度，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劳动热情，从而提升了社会生产的点效率，社会财富创造的速度因此加速。

2.劳动分工

如果说新教教义中倡导的新的修行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从而提升了社会的点效率，那么，新教教义中倡导的天职观则为大规模的社会分工提供了前提条件。

新教思想认为，我们在现实中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上帝派给我们的，是“上天分配之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神圣的，必须抱着敬畏的态度做好，这是上帝考核的主要指标，或者说是我们证明自己是否被上帝“拣选”的关键。这种观点被称为天职观。

天职观的提出，使信众消除了职业的功利意识和职业歧视意识，他们开始长期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心无旁骛。种庄稼的农民，天天钻进庄稼地里不愿出来，松地、除草、施肥、浇水、除虫等，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自己的庄稼，尽心尽力把庄稼种好，稍有偷懒行为，睡觉时就可能做噩梦；做皮鞋的就想办设法地把鞋子做得更好，他们认真探究皮鞋制造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和完美才会让自己轻松下来；做军刀的人，几代人钻研军刀设计、制作的技术，最后，他们做出了全球闻名的瑞士军刀；做手表的人，世世代代以手表为职业，钻研制表工艺，最后，他们做出了劳力士和欧米伽；做汽车的人以造汽车为荣，专注于提升汽车技术工艺，最后，造出了宝马、奔驰……实际上，很多欧洲的知名企业，都是世代传承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家族企业，规模不大，但是他们都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视为天职，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心无旁骛、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地钻研，最后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天职观的概念给所有的职业都带上神圣的光环，赋予职业超越功利的意义。人们不再把职业仅仅当作一个饭碗、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权宜之计；人们不敢轻视任何职业，人们开始对于各种职业都怀着一种虔敬的态度，敬业的概念便由此而来。天职观消除了世俗社会惯有的职业歧视态度，把世俗人眼中的职业等级观改为了职业平等观、职业神圣观，观念的转变给了人们安于职业的理由，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岗位，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事什么行业无所谓，做好才是关键。

2014年4月初，英国开展了一轮小王子乔治的“尿片外交”，小王子的保姆玛丽娅·波拉洛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波拉洛现年43岁，来自西班牙帕伦西亚的一个富裕的家庭，20年前到诺兰德学院学习，能高速驾车、精通跆拳道，获得教学学位。波拉洛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善交际，低调务实，没有男朋友。同时，诺兰德学院也映入人们的眼帘，这个学校以培养专业保姆而享有盛名，一直以“爱永不消失”为校训，并将保守雇主隐私作为天条，诺兰德的毕业生走入富人家庭，成为家政行业专业的象征。

亨利·普尔制衣公司坐落于伦敦萨维尔街，查尔斯·狄更斯曾是这里的顾客，温斯顿·丘吉尔留下了衣服尺寸，戴高乐将军也亲往定做西服，公司曾为维多利亚女王制作礼服，至今仍在为伊丽莎白二世量体裁衣。200多年了，他们一直在这条街道上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保持着精良的工艺，也坚守着自己的职业信念。

有了天职观的人们开始把目光从不同行业的比较上移开，各自专注于自己所在的行业、岗位，开始追求把当前的工作做到极致，开始追求在自己所在的行业中取得领先地位。因为只有做到极致和领先，才能保证通过上帝的考核，或者证明自己已经成为上帝的“选民”。一句话，有了天职观的人们把尽职尽责当成了自我救赎的唯一手段。所以，大家玩命地钻研各自的业务，积累行业知识、提高行业技能、学习行业知识！久而久之，社会上的人群就会分化为拥有不同行业知识、行业技能、行业习惯的人群，社会化分工在天职观的支持下得以完成。

鲁恩·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文化时发现，日本文化中有一个观念和西方新教文化中的天职观相似，那就是各安其分。具体来说，各安其分就是每个阶层、每个职业，都要安守自己的本分：武士要守好武士的本分，不能让武艺荒废；农民要种好自己的地，不能让田地荒废；工匠要练就一副好手艺，不能粗制滥造；官员要履行好自己的公职，等等。日本人并没有三教九流的概念，他们不认为做农民就不光荣，反而，他们认为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了，各安其分，每个人才有自己的尊严。

所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虽然也有社会分层，但它有各安其分的文化，这与西方的天职观相似。鲁恩•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日本的企业、日本这个国家能够快速融入西方市场经济的关键文化基础。我们看到，日本人养牛，能养出全球知名的神户牛，一斤牛肉卖到1000多元；做电器，能做出索尼、松下、东芝等畅销全球的电视机、照相机；做杯子，能做出虎牌名杯；做棒棒糖，能做出不二家名糖；做汽车，能做出全球驰骋的丰田汽车；做火车，能做出新干线。各行各业都能制造出世界顶尖的产品，这些都与他们的各安其分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三）财富观念

在新教的观念里，世界上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上帝，现世法律上拥有财产的人只是上帝财产的“看管人”，或者是上帝委托的“理财者”。新教的财富观念不但剥夺了信徒对于财产的所有权，而且把财产权实际上由一种权力变成了一种义务。可以说，法律上拥有的财产越多，宗教意义上的责任就越大，看管的责任是保证财产的安全、不被浪费；理财的责任则要求必须让财产不断地保值、增值。

既然财产是上帝的，那么就不允许浪费，不允许胡乱消费。上帝准许信徒的生活方式是简朴、整洁、计划、条理，上帝要求信徒克制自己的欲望，生活中绝对不能腐化奢侈。这样一来，必然积累大量的财富，越来越多的财富用在哪里便成了问题。于是，上帝给出了他允许的财富处置方式，即慈善捐助，捐给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努力赚钱、尽力省钱、竭力捐钱是新教徒式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典型的新教徒企业家的写照。比如，洛克菲勒就是一个标准的努力赚钱、尽力省钱、竭力捐钱的人。当时，他联合、兼并美国各大石油公司的原因之一是感觉当时美国的老百姓消费不起石油，他要把石油价格降下来，让老百姓消费得起石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垄断了美国90%的油管生意。经过努力，他把汽油价格从每加仑88美分降到5美分，他的企业依然盈利，他自己成为石油大王，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十亿富翁。

另一个拼命捐钱的案例是什么呢？中国现在最好的医院是哪家？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了四千万美元建的！洛克菲勒在全球捐了很多这样的医院，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顶级医院都与洛克菲勒有关系，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捐赠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医疗、科研和教育。洛克菲勒在晚年将大部分财产捐出，资助慈善与研究事业，开启了美国富豪行善的先河。

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员工都信仰这样的信条时，它的经济发展能够挡得住吗？挡都挡不住！不用靠卓越的领袖，不用靠有特色的制度，就靠信仰推动经济的发展，你挡都挡不住！所有人都在努力工作！所以，马克斯·韦伯论证，因为这种机制，新教得以传播的国家，经济像吹气泡一样——但绝对不是泡沫，能够飞速发展！

（四）契约精神

基督教无论是传统教义还是新派教义，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契约精神”。《圣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叫《旧约》，另一部分叫《新约》，旧约是犹太教的经书，新约是耶稣基督，以及其使徒的言行和故事的纪录。无论是《旧约》还《新约》，都有约定的意思，指《圣经》是上帝与他的信徒的约定。上帝贵为上帝，做什么事情还要与他的信徒约定，这似乎不符合上帝无所不能、不受约束的身份，但是“约”这个词语的无意识地惯用，反映了西方人内心深处无处不在的契约意识，上帝和人之间也需要确立契约。

1215年颁布的英国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种契约和法律精神在其后几个世纪中长期普及，已经在英国人的思想深处积累起深厚的文化力量。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帆船在茫茫大海上颠簸、飘荡了66天之后，在陌生的新大陆靠岸前夕，他们在船上签署了这份共同契约，在上面签名的有41名成年男子，他们几乎都是虔诚的教徒。其中，一部分正是怀着寻找宗教自由的梦想，在强烈的精神信仰驱动下，才登上这一前途未卜的航程的，他们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成一个民众自治团体”。

这份写在一张简陋的纸上的契约从法理上、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并以某种形式指出国家的权力来自全体社会成员以契约形式出让的部分私权利的组合。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之上，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依然是手按《圣经》，向全体公民保证遵从和信守宪法与法律。上帝和人之间都需要约定，那么，官员和公民之间、人与人之间就更需要约定，大到总统就职，小到日常交易，无处不见契约的影子。

美国总统宣誓仪式就像是总统对美国全体选民的立约仪式。

总统誓词如下：

I do solemnly swear (or affirm)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will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preserve，protect，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谨庄严宣誓，我必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美国总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关键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克林顿带领美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在“拉链门”事件中差点被弹劾免职。美国民众能够原谅总统的拈花惹草，但不宽恕总统的谎言、不遵守契约精神。事发后，克林顿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认他和莱温斯基有“不适当”的关系，并承认他和莱温斯基的关系是错误的，他对此将承担全部责任。但他强调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要求任何人撒谎、隐藏和销毁证据或做任何其他违法的事情”。而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向国会递交的调查报告也是围绕着总统的诚信问题，在11项可能构成弹劾克林顿总统依据的理由中有8条是否撒谎、有2条是否妨碍司法公正、1条涉及总统的任职誓言，即忠实执行法律的宪法义务。接下来的弹劾调查和弹劾审判也是围绕着克林顿在绯闻案中是否“做伪证”和“妨碍司法”，大家没有把“性”作为关注点。在水门事件中下课的尼克松总统，民众不能原谅总统的撒谎和“妨碍司法”。这就是美国精神、西方文化关注的重心。

历史悠久的契约意识使得西方人在使用契约方面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而且西方人养成了自觉遵守契约的习惯。契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仔细观察市场经济的运行，你会发现，市场化协同主要是靠市场契约联系的。所谓的市场，是由一次次市场交易行为构成的，而在所有的市场交易行为中，除了个别小额的交易（比如，农贸市场的蔬菜零售）外，大部分交易行为背后都有一张交易契约（合同）在约束着交易双方。可以说契约保护着、维系着交易，交易构成了市场，市场让分工协同得以实现。在市场化的分工协同方式中，契约是基本保证，没有可靠的契约基础，市场化的分工协同就难以保证。

源于基督教的契约意识，为西方企业市场化的协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在市场行为中讲诚信、守契约，宁可损失利益也要坚守约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关系得以确立，使得企业的品牌得以建立，这些都有利于合作，也有利于提升效率。

（五）规则意识

契约精神在行为层面主要体现为规则意识。人人追求自由，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的自由时，也可能妨碍别人的自由，于是，人们按照约定让渡一部分自由，遵守相互间的共同契约，这就是规则。

从广义上说，规则是源于客观事物性质的必然关系。所有的存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规则；上帝有他的规则；物质世界也有它的规则；高于人类的“先知圣人们”有着他们的规则；动物、植物也有自己的规则；人类拥有自己的规则。我们把规则分为两类：自然法则、人为法则。

“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卢梭的话道出自由与规则的关系，人们为了自由而遵守规则，追求自由的西方人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而倍受专制的中国人，信人不信制度，规则意识淡化。路口的红绿灯是人们有效出行的保障，每个人让渡一点点自由，在红灯亮时等待十几秒钟，让绿灯方的车能够快速通过路口，这是一个约定，是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如果没有红绿灯的约定，人人追求自由畅行、互不相让，结果只能是挤在一起，谁也不能通过，而且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中国式过马路”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标签，甚至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也和中国人一样过马路，车辆不顾行人，行人不看红绿灯。一是随众——跟着别人马路，二是看看左右有没有靠近的车辆，判断一下自己闯过去是否安全，红绿灯只是参考。2012年，全国平均每天2.6人死于“闯灯”、86人死于“越线”，全年交通违规造成的人身伤亡不亚于一场战争，这是轻视规则的代价。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为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基本法则，并在《论法的精神》中呈现出来，直接影响了《美国宪法》、《法国宪法》和《普鲁士法典》。法律、规则是西方社会的基石，是民主与自由的保障，法的精神、规则意识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们行动的准则、价值评价的尺度。在水门事件中，美国司法部长、副部长顶住总统的压力，宁可辞职也不愿、也不敢用手中权力解雇“不识大体”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隶属于司法部）。

按照“法的精神”，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使总统也不能例外。比如，人民委派一些人担任行政首长代为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总统滥用权力，就是违反了契约的规定，由此导致信任危机，动摇社稷之根本。

中国人的法制观念、规则意识淡薄，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人治大于治制，人情高法律，法家思想日趋式微，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只有到了乱世才会临时抱佛脚。新王朝一旦巩固，又是倡导儒家的“亲亲之爱”，仁孝治天下。在朝代更替的历史进程中，后者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前者的合法地位，打破一个旧世界，再造一个新王朝。新王朝对旧王朝以摸黑的方式，表明自己谋取政权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旧制度的破坏，新皇帝登基、皇帝娶媳妇、皇帝喜得贵子等都可以大赦天下，黄帝开恩，以前犯的罪就不算数了。

在中国，情为根、理为本、法为末。在西方则是理为本、法为用、情为末。理性主义与法治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特征，而情理主义与德治或人治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因为“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

（六）平等观念

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就设立了作为处理公民日常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有点像中国的人大政协会议或西方国家的议会，体现了平等、民主的思想。平等思想奠定了社会基础，只有平等，才能有其他。

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著作中提出，组织的协同需要有共同的目标、信息的交流和贡献的意愿三个条件。其实，信息的交流属于技术问题，经过努力，不难达到。组织协同最难达到的是如何保证组织成员把组织的目标视为共同目标，并能够持续地为共同目标做贡献。没有高度一致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共同目标做贡献的意愿，组织协同就无从谈起。协同的意愿就是合作的意愿，就是愿意合作。一个组织如果缺少组织成员协同的意愿就意味着组织的瓦解，对于企业来讲，员工缺少协同的意愿就意味着企业的解散或倒闭。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想当年，三株仅用三年的时间，销售额从1亿多元做到80亿元。一时间，三株15万的销售大军遍布省市600个子公司、县乡2000个办事处，三株如日中天。1998年发生在常德的一个意外事件，让气势如虹的三株帝国轰然倒塌。当年三株之痛源自组织共同目标的迷失，大家在追求各自的目标，当企业遇到困境时，合作的意愿丧失了，组织就解体了。

保持组织成员协同的意愿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事，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组织要保证其内部的公平性，即要让所有的组织成员感觉到管理的公平，否则，组织成员的满意度就会下降，久而久之，就会辞职走人。

组织中绝对的公平是难以达到的，也不是员工所苛求的，员工所要的组织公平，实际上是组织成员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也不是职务上的平等，因为组织必然会因为分工不同划分职务等级。员工所要的平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机会上的平等，员工所反对的是组织内的特权。特别是在信息化的今天，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他们成了组织中的骨干和主体，他们自主意识强、独力能力强，对尊重和平等的要求也更强烈。

在基督教文化里，对于组织协同所需要的平等有着强有力的支持。无论是新教教义还是老教教义都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圣经》有一段经典的上帝给子民的话：“你要是信我，就要放弃你的家庭，放弃你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让信徒真的放弃家庭，而是让信徒放弃自己与父母、妻子、儿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作为一名纯粹的信徒，信徒与信徒之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关系，都是上帝的子民，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姐妹关系，家庭的关系不能够嫁接在宗教关系上。

基督教义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基石，渗透于政治、经济、艺术等方方面面，支撑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建立起被管辖者同意的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力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根据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幸福”。《独立宣言》将平等、自由、幸福等价值理念作为核心内容。基督教倡导的这种平等观念刚开始可能只是为了避免世俗的家庭关系、家庭情感等因素干扰人们的宗教修炼，无意中，这种在基督教中形成的超越家庭伦理的平等观念却让现代组织，特别是现代企业大受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