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经验复制，其结果往往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然而，从成功的经验中认知管理机制，悟出道理，则大有裨益。

读历史，读著名企业的成长经历，读那些非常典型的案例，总会引起人们模仿的冲动。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相当多的管理经验，都是不可复制的。管理拒绝拷贝。中国有一句成语“东施效颦”，需要牢记。

比如，拿破仑打遍欧洲无敌手，然而后来法国那些一个个以拿破仑为楷模的将军，几乎都在战场上失败得一塌糊涂。出身穷苦且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并不意味着所有穷和尚都能当上皇帝。数不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管理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越卓越、越典型的案例，越不可复制。

在中国的大学管理中，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一个经典，而且几乎是无法超越的经典。然而，西南联大的辉煌是如何形成的呢？凡是关注这一现象的人，都不能忽视它的特殊背景，即战争的影响。日寇侵华的炮火，打破了华北的宁静，于是，清华、北大、南开等名校，辗转大半个中国，来到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战争期间，一切都得因陋就简。宿舍是临时搭起来的茅草房，教室是土墙铁皮顶的临时屋，大多数搬不动的实验设备，必不可少的图书资料，能够带到昆明的只是极少部分。这样的物质条件，恐怕是中国大学历史上最恶劣的。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创造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个奇迹的发生，有一个很重要但往往不被人提起的原因。在战争背景下，西南联大的教师基本上都“不搞科研”，而且教学也“不正常”。没有设备，无法进行必要的实验；缺乏资料，无法进行学术上的爬梳；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使人们无法平心静气从事研究；前线消息一日三变，人心牵挂时局而无法专注于书本。这些因素，都使得西南联大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组织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那些教师不用再忙着写书撰文，不可能一头扎进实验室，于是，只好把自己的大量精力、把自己的学术兴趣都放在与学生的交流上。战时的条件又使得教学活动高度“自由化”，教师想讲什么就讲点什么，学生想学什么就学点什么，一切全无“章法”，更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正是这种特殊的方式，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一代英才。

那么，这种成功的经验能不能复制？比如，有人认为，当今的大学，就是因为科研压力过大而不能使教师专注于教学，主张放松对高校教师的科研要求。单纯从现象上看，这种主张几乎同西南联大的“不搞科研”不谋而合。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天的大学也学西南联大“不搞科研”，不但收不到当初的效果，而且还会南辕北辙。原因很简单：当初西南联大的那些教师，在正常情况下个个都是搞科研的好手，已经形成了沉醉于科研之中的习惯。到了昆明，没有科研的条件，只好同学生神侃，把科研的想法和做法渗透到教学中。当今的高校教师，恐怕不能同那时的教师相比，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没有客观条件搞不成科研，而是根本就不是搞科研的那块料子。西南联大的教师是没有科研条件憋得慌，只好投身教学；当今有些教师是肚子里没货，拿不出东西来充实教学。如果我们现在简单地从表面现象上模仿西南联大，让教师不搞科研，说不定，教学没搞上去，麻将桌会多出几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月下神侃不会出现，消闲娱乐场所反而会增加不少业务。从管理的角度看，西南联大不可复制也无法复制。

以此推论，任何成功的经验，都有其具体的背景和条件。自然科学研究，在完全掌控条件的前提下，实验结果可以重复。而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掌控所有条件，因此，重复的几率不高。社会生活和实践，条件的差异更多更大，某一情景重复出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即便是自然科学研究，实验室能够通过的不见得就能通过中试，更不见得就能大面积推广。在管理中，如果不顾条件差异盲目效仿某种经验，很有可能就应了一句老话：“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那些管理典型案例的全部意义，是让人们从中得到机理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而不是提供一个复制的样板。典型是供思考的，不是供模仿的。

1989年，笔者当时还是一名讲师，承蒙一位先生厚爱，提名让我当了某次硕士生答辩的评委（当时因为高级职称人数有限，政策允许讲师进入答辩委员会）。这次答辩是在宁夏大学进行，只有两个学生，答辩却进行了两天，而且方法也很特殊。很简单的规范操作以后，就开始了讨论，后来的全部时间和讨论热点都聚焦于当时的社会风波。在宁夏大学的招待所，开着电视，看着新闻，教师与学生一块神侃胡扯，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看起来似乎漫无边际，但却渗透着学术内容。正是这种表面近似闲聊的答辩，使参与的学生和教师双方都得到不少启发。事后我们都觉得，这种聊天答辩要比一板一眼的正规答辩收获更大。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出现。后来笔者参与的主持的答辩并不少，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效果。由此可以联想到，任何时候，对成功经验的学习，实际上都是一种再创造过程。齐白石对跟他学画的学生称：“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