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简略说一说东晋南朝的反佛。

东晋南朝反佛的代表人物，先后有庾冰、桓玄、顾欢、何承天、戴逵、萧摹之、周朗（425—460，字义利，汝南安成即今河南平舆人）、荀济、范缜、郭祖深等人。他们的着眼点，一是夷夏之辨，二是国计民生。

例如顾欢（生卒年不详，字景怡，一字元平，吴郡盐官即今浙江海盐人，南齐大臣，著名上清派道士，永明即483—493年间卒于剡山，时年64岁），作为一名信仰服食神仙的道士，鉴于当时佛、道二教互相非毁，就写了一篇《夷夏论》试图调和二教。结果这篇文章一问世，就引起了一场关于夷夏之别的大辩论，顾欢表面上说“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好像在佛、道二教之间并无偏袒，实际上却是党同道教，其落脚点在于论述佛、道教化的不同，反对华夏之人习学夷狄之教。在顾欢看来，佛教抛妻弃子、废绝祖先祭祀，乃是一种违悖人伦情理的“夷狄之教”，只有讲成仙、求长生的道教，才是中华应该信奉的宗教。

不过，更多人的着眼点则在国计民生。他们认为，僧侣不耕不织、坐食百姓，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宗教信仰的狂热，又让一般平民百姓趋于破产，这就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所以，这些士大夫就从国家利益出发，强烈要求统治者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例如，早在东晋时期，就有人将佛教看成“五横”之一，指出佛教徒：“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娶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这就是说，佛教徒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商人、医生、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利益，甚至还畜养妻子，可以说就是坐食百姓的寄生虫。

后来，萧摹之、周朗、荀济、郭祖深等人，也基本都是从佛教“无关神祗，有累人事”的角度，来阐述佛教对国家经济利益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是郭祖深。他上书梁武帝的言辞尤其激烈，不仅大谈特谈佛教之弊端危害，而且对梁武帝本人也出言不逊。出于担心梁武帝的报复，郭祖深在将奏章送上去以后，立刻就跑到北魏避难去了。

南朝士大夫反佛，除了从“夷夏之别”和社会政治经济角度着眼以外，还有一些人从批判佛教哲理的角度来进行。如所周知，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灵魂不灭等理论，乃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也是佛教骗取人们信仰的主要工具。因此，如果从理论上否定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佛教那一套劝恶从善的说教，也就彻底失去了根据。所以，对佛教哲理的批判，最后集中到因果报应和灵魂不灭两大问题上来。展开这场批判的，发端者是戴逵，何承天接踵其后，而范缜则是最有力的批判者。

戴逵是东晋时期的著名隐士，曾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戴逵按照佛教所说的那样勤加修炼，但是一生却命运多舛，老来更是贫病交加。如果按照佛教的说法，善恶皆有报应，那么戴逵一生行信奉释迦，就不应该一直穷困潦倒。所以，鉴于个人的亲身遭遇，戴逵对因果报应的说法产生怀疑，于是，他就写信给当时的名僧释慧远，表示了自己的质疑。不过，释慧远给他回复了一份《三报论》，用“业有三报（即现报、生报、后报）” 的诡辩理论，试图说服戴逵对佛教不要产生怀疑。对于释慧远的“三报”说，戴逵依然有所怀疑。但由于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一时又提不出有力的理论进行反驳，因此，在批驳佛教轮回、报应等思想方面，戴逵最终还是打了败仗。

继戴逵之后，向因果报应说提出挑战的，是刘宋时期的著名自然科学家何承天（370—447，东海郯县即今山东郯城人，南朝宋著名思想家、天文学家、音乐家，郯读tán）。何承天先后写出《报应问》《达性论》两篇文章，对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对于因果报应的说法，何承天以实证的方式列出一系列事例进行了批驳，例如：鹅和燕同为禽鸟，鹅只吃青草，与世无争，但由于它是人们喜欢的美味，因而无法逃避厨师的宰杀；而燕子吃了那么多的飞虫，也就是“杀生”很多，却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如果真有因果报应的话，燕、鹅的遭遇，不是应该相反吗？

对于灵魂不灭的问题，何承天认为：有生必有死，并不存在什么更生受形的问题。同时，何承天还强烈反对佛教把人与动植物并列为“众生”的说法。他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怎么能够和飞鸟虫鱼并列呢？应该说，何承天的这些观点带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但是，何承天的理论也有先天性不足，那就是他在鬼神问题上含糊其辞。因此，对形神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就无法坚持到底，结果被佛教徒抓住了把柄，从而败下阵来，因为佛教在诡辩上的功夫相当深厚。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即今河南泌阳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和杰出的无神论者），是南朝时期最著名的无神论者。他所撰写的《无神论》，在理论上将反佛斗争推向了高潮。范缜是一位著名的礼学家，尤其精通三《礼》之学（即《周礼》仪礼》《礼记》），同时也是一位“性质直，好危言高论”，充满战斗性格的人。范缜坚决反对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的学说，曾经和佛教的忠实信徒、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面对面地进行辩论，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段争论，就是围绕因果报应所展开：

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hùn）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溷粪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

这段文字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这样说的：萧子良问：“你不相信因果，那么世间为什么有人富贵，有人贫贱？”范缜回答说：“人生就好比同一棵树上的花，同发于一枝、同开于一蒂。但是被风一吹，有的落在席子上，有的落在茅坑里，飘落在茵席上的，就好比殿下；落在茅坑里的，就好比下官我。尽管你我之间有贵贱的分别，因果又在哪里呢？”

在这里，范缜用偶然自生的理论，批判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也就是说，人生的富贵贫贱，只是偶然的际遇，纯属偶然现象，根本就不是什么因果报应的结果。

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范缜又精心撰写了《神灭论》。这部书稿一问世，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南齐朝野为之哗然，萧子良专门招集了当时的名僧向范缜发难，但没有人能够驳倒范缜。后来，有一个佛教信徒、世族大地主太原人王琰，也写文章攻击范缜：“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这是骂范缜背弃祖宗，王琰是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想用漫骂的言辞把范缜驳倒。针对王琰的漫骂，范缜也反唇相讥：“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范缜的回击，一下子就让王琰哑口无言。

在这种情况下，萧子良又派王融（466—493，字元长，南齐文学家，“竟陵八友”之一，琅邪临沂即今山东临沂人，官至中书郎）去规劝范缜，希望他能够放弃“神灭”的言论，并许诺说，以范缜的才华，如果不再坚持“神灭论”，何患做不到中书郎之职呢？范缜面对利益的诱惑，哈哈大笑，说：“如果范缜靠卖弄论点获取官职的话，早就做到中书令、中书仆射这样的高官了，更不用说什么中书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