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时任沃顿商学院院长以及作为21世纪基金会的信托人的约瑟芬·威勒茨与厄威克联系，邀请他去国际管理学会（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e）担任总干事。国际管理学会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由1927年参加世界经济大会的国际联盟成员国提议建立的。动议提出后，由国联的附属机关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第一任总干事、法国国务活动家艾尔伯特·托马斯和21世纪基金会的创立人爱德华·费莱勒达成共识，成立国际管理学会。这个组织从初创到停办，厄威克始终是核心人物。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至1934年1月停办，厄威克一直担任该学会的总干事。本来，这个学会可以在管理研究和推广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受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以及瑞士放弃金本位制等因素的影响，学会的资助者撤走了资金，断了经费来源，导致学会被迫关闭。

在国际管理学会工作的几年中，厄威克有很多杰作。他的经典论文《领导和控制的原则》（Principles of Direction and Control）被收入约翰·李（John Lee）1928年编撰的《工业管理词典》（A Dictionary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之中。这本“词典”是对截至当时的管理理论总结和分析的力作，“标志着一个新时期，其唯一缺点是过于超前了它的时代”（《管理备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0页）。1933年，厄威克出版《明天的管理》一书，也被时人誉为“30年代英国的一流作品”。同年，厄威克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工业合作部提交的论文《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组织》（Organization as a technical problem），照样是管理研究的经典，后来这篇文章收录在厄威克和古立克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之中。更重要的是，厄威克在国际管理学会这几年的工作，为推广和普及管理知识、推动管理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表彰厄威克这几年在国际管理学会的出色工作，巴黎商会曾授予他银质奖牌。

值得一提的是，厄威克主持国际管理学会期间，不仅关注着欧美，而且把眼光伸展到远东。科学管理在中国的传播，也与厄威克有密切联系。1929年，厄威克以国际管理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主动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原主任戴乐仁（J. B. Tayler）教授居间联系，推动中国成立研究管理的组织。戴乐仁是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的学者，是燕大经济系的创办人之一，对中国农业经济有着杰出的研究。在他的推动下，南京政府的工商部长孔祥熙和次长穆藕初开始倡导在中国建立研究管理的学会。孔祥熙虽然是个官僚，但毕竟拿过美国奥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的正规学位，对西学不算外行9。穆藕初更是一位管理专家和实业家，他在德克萨斯留学时就与泰罗、吉尔布雷斯通信往来，获得了翻译泰罗著作的授权并得到泰罗赠送的资料。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由他翻译出了第一本汉语译本。他们同厄威克的提议一拍即合，1930年6月29日，“中国工商管理学会”（英文名为The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在上海正式成立。会上，孔祥熙、穆藕初、杨杏佛等15人被推举为理事。杨杏佛是与穆藕初齐名的学者，他本来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8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MBA学位，此后以科学社为阵地向中国传播科学管理。这个学会在穆藕初、杨杏佛等人的运作下，积极开展管理学的理论探讨和科学管理的实际推广活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打断了这一进程。而这一切，又与厄威克的穿针引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