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收功臣兵权，禁军统帅机构逐步变化，到真宗时，形成了殿前、侍卫马军、侍卫步军三衙体制。由于宋代强调文治，使其在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方面，在经济的发达程度方面，都取得了极大成效。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两宋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是空前绝后的74。宋代文化的繁荣鼎盛，被学界公认，与宋王朝重文抑武有直接关系。

宋儒及其创造的理学，由于政治的宽松，虽没有在宋朝的统治思想中占据正统地位，但却对政治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并为后来的士大夫创造了一种典范。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条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他们依仗的是书生们的社交团体，要把社会名教高驾在朝廷官爵之上。……他们要高自位置，超越在皇帝政府政治权位之上，但他们没有门第凭藉，又不肯采取佛教出世态度，尔为尔，我为我，严格与政治割席分疆。在他们则只想把人文中心的‘道理’二字来说服上下。西汉淳朴，东汉清高，唐人阔达，而宋人则成其为严肃。他们的过分严肃处，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像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毕竟有他们的精神。此后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75

随着北宋的重文抑武国策，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理论上，两宋的学者将“道理”作为士大夫的专利，声称：“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私于其亲与故者。若不顾道理，则曰：‘予无乐乎？为君惟予言而莫予违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寿皇圣帝（孝宗）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以蔽之曰：‘固不当任私意。’呜呼，尽之矣！”76作为掌握政权的君主，与掌握道理的士大夫共同构成统治层。正如文彦博对神宗所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77。从而使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责任感随之而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成为士大夫的普遍价值取向。

为了保证皇帝与士大夫的一致，宋代皇帝的制敕，必须经中书省的宰相副署，并由中书发出。而且宰相如果认为宫廷内有不合道理之事，包括皇后、太后、储君、宦官等事务，均可过问干预。“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78

北宋政权与士大夫的“共治”，由于士大夫“道不同不相为谋”，导致了剧烈的长达百年的党争。从吕端、王旦到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形成了士大夫中的稳健派，而从范仲淹到王安石，则形成了士大夫中的激进派。围绕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士大夫意气用事，竞相诋毁，有士大夫之名而心地龌龊的小人，如吕惠卿、蔡京之流介入其中，使党争日趋激烈，竟至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之势，直至北宋为金国所灭。元祐党籍碑中元祐党人司马光和熙丰党人章惇并列，标志着党争的毁灭性后果。“元祐、绍圣，一反一覆，而卒为夷狄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夷狄哉！”79

南宋吸取北宋党争的教训，重视提高皇权而压抑士大夫。高宗作为唯一没有被金兵掳走的皇子，充分利用其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建立了南宋政权。为了稳定政权，高宗即位后就杀害了太学领袖陈东、欧阳澈，罢免宰相李纲。但苗刘之变，却使高宗失去了传位于子的可能。其后重用秦桧，与金讲和。旧史多称秦桧之奸佞，实际上秦桧只不过是高宗的工具而已。就以议和为例，高宗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诏书中明确说：“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80孝宗以恢复为号召，重用内侍佞幸，先后用曾觌、龙大渊、王抃、甘昪等人，确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提高皇权之效。但到光宗即位，与孝宗父子不和，终被废黜，韩侂*（读音tuō）胄等另立宁宗，使宋代政治走上了权臣执政的道路。从北宋直到宁宗以前，相权虽隆，甚至出现过秦桧之类的权相，但始终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从史弥远杀韩侂胄起，权臣成为政治中心，直至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