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对理性主义激进的否定和批判了。这里的“理性”，即ration ality或reason，是指西方的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一种主流性的文化思潮，一种推崇知识与理智的文化思潮。古希腊人认为，所谓的“逻各斯”(Logos)即逻辑、规则体现了世界的本质，而对这种“逻各斯”的认识则是人类文化追求的主要使命。故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爱智慧、爱知识的哲学家被视为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其不仅可以洞观宇宙的真理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智者，而且还可以掌握社会的正义而理应位极人臣。因此，柏拉图实际上是人类最早的“科学救国论”、“专家治国论”的理论的始作俑者。人们看到，这种理性主义随着启蒙主义的高涨、科学的迅速发展、工业革命的巨大胜利，在人类近现代被推向了鼎盛。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思想的存在是人乃至宇宙的最根本的存在。康德除了提出“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命题外，还为“启蒙”奠定了一个极为经典的定义，他称所谓“启蒙”也即“在一切社会事务中运用理性”。故在人类近现代，理性主义不仅在科学领域里取得了统治地位，也在社会领域里成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它最终导致了科技专家治国论思潮在现代社会的所向披靡。科技专家治国论者宣称，科学家和工程师应成为社会的经理和大师，理想的社会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不具有任何情感色彩的科学技术人员的统治”。

　　因此，理性主义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最具统治性的思潮，成为现代人类众望所归的思想旗帜。而后现代主义既然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超越否定的思潮，就理所应当地把矛头首当其冲地指向这种理性主义。

　　可以说，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否定最初是由尼采率先开始的。他的“上帝死了”这一振聋发聩的呼声，实际上代表了对根深蒂固的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对启蒙主义的理性乌托邦的最早的叛逆。尼采这种反理性主义后来被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进一步推向极致。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等人把自己的结构主义称作是一种“解构主义”，即消解语言逻辑的结构的主义。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由于结构是处于历时性的历史之中的，而历史又是不断变易发展的，因此，结构是永远不“在场”的，存在的只是既在场又不在场的“意义链”，存在的只是一些一抹就去的“足迹”(trace)。换言之，不存在着什么理性的一成不变的规定性，存在的只是历史的稍纵即逝的过程。故后结构主义把一切传统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都称作是所谓的“魔咒”，认为自己所作的工作就是使业已走火入魔的人类得以精神解救。

　　这种反理性主义还突出地表现在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理论上。伽达默尔认为，由于任何读者都处于一定历史视域之中，因此他们对文本的解读都具有由该历史视域所形成的“先入之见”。于是，“先入之见”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正是这种“先入之见”决定了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不可能是绝对的、客观的，而只能是相对的、主观的。故解释学宣称“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哈姆雷特”，“哪里有解释学，哪里就有歪曲”，从而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论的解释学转向不仅在审美和批评领域里掀起狂澜，而且也大举进袭到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理性根据地的科学领域。库恩认为科学是由一定的“范式”所决定的，而这种“范式”最终是由不同时代人们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心理习惯所形成的，故科学真理并非是对外在事物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人们之间的主观约定。由此出发，以至于库恩断然宣称科学与宗教、神话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是人们主观约定的文化产品。这最终导致了费耶阿本德的名噪一时的“怎么都行”的真理观的推出，也就是说他认为在真理问题上并没有一定之规。在其学说里，科学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已完全等量齐观和殊途同归了。

　　这样，后现代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鼓倡必然导致文化中宗教思潮的重新复兴。而这种重新复兴的宗教不是以阿奎那的神学为代表的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而是那种以奥古斯丁神学为代表的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宗教。在这种宗教里，上帝不是被看作理性和秩序的代表，而是被看作非理性的情感的化身。人们信仰上帝不是出于理性的需要，而恰恰相反也是出于非理性的情感需要，就像德尔图良所说，对于上帝“正因为它不可信我们才信，正因为它荒谬我们才信”。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甚至断言，不仅宗教而且科学都是最终建立在“迷信”之上的，因为任何科学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最终前提假设之上，而这类前提假设和宗教的前提假设一样，都是无法加以验证的。因此他们认为，由近代开始的启蒙主义对于宗教迷信的斗争，实际上不过是人类文化历史中的一场最大的误会。故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代表了对近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反动，标志着西方文化向前启蒙时代的否定之否定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