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时，我们发现，这种对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亦曾有其巨大的理论市场。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在西方直至现代才形成其整个哲学的对话主义转向的话，那么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这种对话主义思想就已经大放其厥光。

　　中国古代的对话主义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周人的朴素而深刻的文化观念里。它既体现在周人的关于“礼”的学说里，又体现在周人的关于“易”的学说中。如果说周礼的主要宗旨在于通过一种所谓的“礼尚往来”的思想在人伦的社会领域里确立一种“对话原则”的话，那么，周易的主要宗旨则在于经由一种“阴阳互须”的思想把这种“对话原则”贯彻于自然的宇宙秩序之中。无疑，在中国哲学史上，周人所作的工作既是革命性的又是奠基性的：它不仅意味着殷人的极其冥顽的独断论的“帝统”思想开始消解，而且标志着一种关系论的、协同论的“道统”思想在华夏民族文化中的真正确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哲人之所以一开始就把“道”而非“理”作为其哲学的中心范畴，这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其哲学的对话主义实质的最集中的体现。因为按照唐君毅先生的以“通”训“道”的理论，“道”，作为一种“交道”之“道”，并非是一种西方式的终极性的实体概念，而是以关系性的沟通和交流，即以“对话”为其根本宗旨和内容的。人们看到，继承周人的思想，在先秦哲学中无论是儒家的学说，还是道家的学说实际上都是以“道”为其皈依、以“道”为其根本纲领的，实际上都是在哲学的不同层面上对“道”所做出的理论诠释和阐明。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是从伦理学取向上切入“道”的概念的。而为孔孟隆重推出的“仁”的概念正是这种“人道”的核心规定。在孔子的学说里，这种“仁”被界定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孟子的学说里，这种“仁”是以所谓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为其内容。因此，正如谭嗣同“夫仁者，通人我之谓也”这一定义所表明的那样，无论是孔子的仁学还是孟子的仁学，都是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消解和人际关系中的对话模式的建立为其理论宗旨和使命的。它既代表了对当时社会迅猛抬头的独裁的“霸道”的激烈抗争，又可看作是对久远的周礼中的博爱的“王道”的憧憬和宗承。

　　与之不同，先秦道家则是从宇宙论取向上切入“道”的概念的。尽管这种“天道”似与儒家的“人道”在取向上迥异，尽管道家以“毁仁弃义”为思想旗帜，但就其哲学上的对话主义实质而言，二者之间却实际上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儒家是继承周礼的传统，试图在社会领域中消除人我对立而建立人我统一的话，那么道家则是以周易为摹本，试图在更为广阔的宇宙领域中消除种种实在的坚执而走向一种彻底的“齐物主义”。老子讲“不自是，故彰”，庄子讲“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因此，道家的理论正如方东美所说，乃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实质相对性系统”(the system of essential relativity)。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学说常常被国内一些学者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之诟病。然而，这完全是把道家学说西方化所导致的一种误读：它与其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理论，不如说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关系实在论”本体论学说而开出了人类最早的消解“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运动之先声。

　　故而，儒道两家学说的共同本质决定了二者从对立走向统一，即把中国的伦理学与宇宙论加以整合的理论可能。但是，这种可能在长期以来儒家学说已法家化、儒家学说业已被定为一尊而日益政治意识形态化这一特定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实际上却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有待于对儒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特质的消解，有待于对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的固有精神的重新复兴，而后来为人们翕然宗之的西方佛学的横空出世，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长期浸染和巨大冲击，恰恰为这一点创造了契机和提供了可能。

　　佛学对中国文化的真正有效的影响，与其说是体现在伦理学层面，不如说更深刻地体现在宇宙论层面。而这种影响与其说是对中国传统的宇宙论学说的取而代之，不如说是对中国传统的宇宙论学说的一种深化、完善和补充，从而最终使中国传统的宇宙论学说的固有精神再显于世和得以彰显发明。易言之，以“缘起说”为其理论基石的佛教哲学，其宣传一切法为缘所生，是种种关系和条件的综合活动，即所谓“缘集则有，缘散则无”，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谓“全体交彻”、“事事无碍”，凡此种种恰恰体现了一种消解主客对待、消解种种坚执的关系主义、对话主义理论，恰恰可看作是对周易和道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宇宙论学说实质的一种索隐探微和精致的思辨性说明。因此，正如希伯来精神在欧洲的风靡曾经极大地深化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传统一样，佛教哲学在华夏的广被远播也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代宇宙论学说的理论勃兴。集中国哲学之大成的宋明新儒学的出现正是这一点的明证。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援佛入儒的后儒学主义的宋明新儒学的出现，中国哲学才完成了其“本体论转向”，中国哲学才真正臻至其思辨的顶峰，中国哲学才最终光大其“道统”的哲学传统。在宋明新儒学学说里，“道”不仅是以“仁”为核心的人伦之道，而且，“仁即天心”(朱熹)，“仁通极其性”(张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明道)，仁学中所体现的交感互通的原则亦泛化为宇宙的普遍真理，儒家的仁学的人道亦推广为无所不在的宇宙之道，成为真正的四通八达的无之不通、无之不达之大道。这种大道按张载的说法即所谓的以“参”为实质的“两一”之道，按王阳明的说法即所谓的消除了种种对待的“无之不一”之道，或按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说法也即所谓互主体性的“对话主义”之道。因此，宋明新儒学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有别于传统西方式的“实在论”本体论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关系论”本体论的趋于成熟和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