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除了科举、学校外，入仕之途尚有荐举、吏员、军功、荫袭、纳赀诸途。

明初，荐举曾是入仕主途，特别是洪武年间，荐举是最主要的入仕途径。

“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盖是时，仕进无他途，故往往多骤贵者。而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馀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馀人。”585

但荐举缺陷甚多，一为标准不明，受荐主个人品鉴力影响极大；二为举荐者多取其亲近，难免任用私人；三为被荐者无恰当验证考察方法，能否胜任难以保证。到永乐以后，始逐渐被科举取代，且开始实行荐举连坐之法。永乐元年（1403年），“诏京官文职七品以上，外官至县令，各举所知一人，量才擢用。后以贪污闻者，举主连坐。”英宗时，杨士奇奏请“仍遵先帝敕旨行，但所举之人，籍记举主，后有犯赃，必明正举主之罪”586。

清代也有荐举。皇太极即位后，即令荐举人才，并采纳宁完我的建议，实行连坐。宁完我称：“古者荐举之条，功罪连坐，所以杜弊端，防冒滥。请自后所举之人，或功或罪，举者同之。若其人砥行于厥初，改节于末路，许举者随时检举，免连坐。帝嘉纳焉。”587顺治十年（1653年），又依范文程等疏请，敕令荐举。

“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唯其才，各具专疏，胪举实迹，置御前以时召对。察其论议，核其行事，并视其举主为何如人，则其人堪任与否，上早所申鉴，待缺简用。称职，量效之大小，举主同其赏；不称职，量罪之大小，举主同其罚。”588

在推行荐举期间，多次重申荐举连坐法。“自今以后，须严责举主。所举得人，必优加进贤之赏；所举舛谬，必严行连坐之罚。”“例凡荐举之官，在本任不职，追坐举主。”在处分福建巡按李时茂举荐道员不当之时宣布：“嗣后违例，荐举者并所荐之人，俱照此例一体严加处分。”589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尚书朱之弼、左都御史徐元文，以荐举非人被免职。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湖广巡抚张汧被处绞刑，保举张汧的侍郎王遵训、学士卢琦、大理丞任辰旦，均被连坐夺官。后来，清代荐举逐渐演变为对京官和正印官的保举。清制，应当升迁者，须有保举方可升任京官或正印官，无保举者只能升任佐贰或杂职。本来，保举是为了使官得其人，到了晚清，保举却成了钻营舞弊的途径，特别是异途出身者为求正印官，多以贿求保，终清之世其弊不绝。

吏员一直可以入仕，且明初以吏员出身升至方面大员者为数不少，高者可至四品知府甚至六部尚书。但随着科举兴起和发展，吏员入仕在任职种类和升迁途径上逐渐受到限制。永乐七年（1409年），吏部上奏二十八人授监察御史，其中二十四人为进士举监出身，四人为吏员出身。成祖称：“古者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须用有学术识达治体者，安可用吏？此选司之弊。”590黜吏员出身者，自此形成定例，吏员不得出任科道官。仁宣之时，对吏员一途多加限制。宣宗多次说：

“比者御史考察官员，阘茸不称者多由吏典出身，盖初用之时失于慎选。”591“甄别贤否，为治之要。此辈无益于用，汰去诚是。但虑今次所当汰者，未必止此（当时礼部罢免二百馀吏）。颇闻外间言，古人戒用吏，今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于此。”592“吏员出身，虽有定格，往时选用严慎，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满，岁以千计。不分淑慝，一概收用。廉能几何，贪鄙塞路，其可不精选乎！”593“吏部近年每奏选官，其间吏员冠带，率数百人。虽是循用旧章，亦当严加简择。分布列郡县，道理不通者有之，文移不谙者有之。贪污鄙猥，比比皆是。求其才用，百无二三。以望理民，其何能济！”594

从明代中期以后，吏员出身者几乎没有做到州县正官，即使府州佐贰也很少，大多只能当杂职官。

清代录用吏员称为著役，按捐银数量分送各衙门办事。康熙二年（1663年），停止捐纳吏员，改为招募。康熙十四年（1675年），准外省衙门照旧例捐纳，惟在京衙门和奉天衙门仍行招募。清初，规定吏员任期为五年，五年考满，考试入仕。考满未能入仕者，不得复为吏，试图以五年任期之限来防范吏员把持政务之弊。雍正元年（1723年）曾谕令清理在京逗留的任满吏员，曰：

“各衙门募设书办，不过令其缮写文书，收贮档案。但书办五年方满，为日已久，熟于作弊。甚至已经考满，复改换姓名，窜入别部，奸弊丛生。更有一等缺主名色，子孙世业，遂成积蠹*（读音dù）。自后书办五年考满之后，各部院堂司官查明，勒令回籍听选。如有逗留不归者，饬令五城司访官稽查遣逐。”595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针对有些书吏五年任满后改名换姓而继续当差的现象，令在京衙门供职书吏，无论服役已满未满，均不准改籍归宗，更名复姓。同时规定，任满书吏考试入仕者，须将年貌籍贯三代姓氏造册，存吏部备查，不取者的姓名籍贯亦送部备案，以杜重考。嘉庆五年（1800年），又下令吏员五年任满，即行开缺，不许以所办之事未完而淹留时日。“书吏五年役满，即行报明开缺，倘各衙门以该吏经手事件未完暂请留办，概不准行。”596道光、咸丰时，也曾多次下令清查任满书吏在京逗留者。

清代吏员考试入仕，只能担任低级杂职官。清初，吏员入仕，授八品以下至未入流杂职，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规定，吏员入仕只能授从九品或未入流杂职。考试由在京各堂官和外省各督抚于每年七月进行，自行录取，录取比例在京不超过十分之七，在外不超过十分之五。吏员入仕后，升迁也极困难，一般不得作正印官。到晚清，方有以捐纳或保举升知县者。

捐纳一途，历代不绝，但多有批评。政治清明之际，统治者对捐纳也限制较严。明代景泰元年（1450年），以大同、宣府马草不敷首开捐例，令听选官、承差、办事官有能输草者即予选用，应降之官加输可复原职，吏员输草可予冠带。接着，又逢山西代州粮缺，令有能以己资从临清官仓运米若干石至代州者，军民予以冠带，吏员予以冠带并待历事满日依例予以出身，官员则可优先除授或不拘资次除授，应降官可复职。成化年间，以湖广用兵、陕西缺粮、宁夏缺马草、灾荒等事由，沿用并新开多种捐例，如考满官员捐纳可免其赴京给由，听考吏员捐纳可免其考试，军民捐纳可授予九品散衔。此后捐例渐滥，由原来“纳粟冠带，止荣其身，不任以职”（成化时王瑞语），发展为吏员可由捐入官，官员可由捐升迁。当时，就有不少正途官员反对捐纳。如弘治五年（1492年），吏部尚书王恕曾指责捐纳说：“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而得乎？”遂停生员吏典开纳事例597。其后，捐例旋停旋开，基本上保持在军民捐冠带、官员捐开复升迁的范围之内。

清初，只准士子纳粟入监，不准捐官。顺治二年（1645年），原明朝中书张朝聘捐输木材助建宫殿，请求授官，谕以“用官唯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令所司给直”598。康熙十三年（1656年）用兵三藩，急需军资，开捐纳职衔之例，两年得银二百万，所捐最多者为知县，达五百人。此后，西安、大同饥馑，修浚永定河，置通州仓，青海用兵，均开过捐例。康雍年间的捐例，捐官的范围为通判、知州、知县、州同、县丞等。乾隆初，停京外捐例，惟许纳赀入监。旋因上下江水灾又开。京官中行人、评事、博士以下，外官中同知、通判以下，均可捐得。贡监可捐同知以至道府，降革留任官员可以捐复。大体上，从未入流捐起，京官可捐至郎中，外官可捐至道员，武职可捐至游击。但均系捐纳职衔，不准选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谕曰：

“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前因军需、河务，支用浩繁，曾暂开捐例，原属一时权宜，不久即行停止。迄今阅二十馀年，而府库充盈，并不因停捐稍形支绌。铨选既无壅滞，人才亦得奋兴。可见捐纳一事，竟当不必举行，不特慎重名器，并以嘉惠士林。我子孙亦应奉以为法。倘复有奏请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惟贡监一途，乃众所愿，弗占正途，不过给予顶带，无碍铨政，亦仿古人纳粟之意，事尚可行。”599

但该谕发布不久，又于嘉庆时因白莲教开川楚善后捐例：进士、举贡和非正途候补候选正印人员，可捐京官郎中、员外郎、外官道府等；应补候选小京官佐贰，可捐应升之官；俊秀附生，可捐道府州县。后又定捐纳道府限于曾任知府、同知、州县正印官的加捐，贡监初捐及外任杂职所捐只能授简缺而不能授繁缺。道咸同光之世，捐例旋停旋复，渐至芜滥。京捐之外，各省亦陆续开捐。除正捐外，又可于本班上输赀若干，使班次较优，或铨补较优，称为“花样”，如捐“先用”、“即用”等。

清代规定，凡捐纳者，在京分发各部院学习三年，外省试用一年，期满由各堂官和督抚甄别奏留，乃得补官。但到了晚清，无不奏留，甄别仅具形式。光绪时，曾对捐纳官员加以考试，府州厅县官考论，佐贰杂职官考告示判语，而各省考试大都敷衍，间或黜罢数人以应付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