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经验法或案例法(cases approach)是诠释型方法论范式中最重要的方法。在管理学中，经验法或案例法是与纯理论研究相对而言的，通常指通过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哈佛大学商学院首任院长埃德文·盖伊(Edwin F. Gay)将案例法(cases method)称为“问题方法”(problem method)，并在哈佛大学设置案例发展单位。

对“经验”一词有不同的定义。首先，它是指研究的实证性和操作化。在这个意义上，在经验研究中的概念是需要操作化的，即通过操作定义说明概念所指称的、可被观测的经验内容，由此而建立的理论是一种操作化的、并受到经验事实检验的理论。其次，“经验”的另一种定义是指知识的现实性或实质性。依据这种定义，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可称为经验科学，因为它们提供的理论是有实质内容的，并且可通过对现实的经验观察来检验；与此相比，数学和逻辑学则是无实质内容的、演绎式的符号体系。这种区别导致了“实质理论”(substance theory)与“形式理论”(form theory)、综合性陈述与分析性陈述的划分。综合性陈述是关于客观世界的陈述，其效度取决于经验事实；分析性陈述与经验现象无关，其效度只与陈述的逻辑结构有关。

在管理学研究中，“经验研究”一般是指通过现场观察、访问和社会调查来搜集经验资料的研究，它有别于“图书馆研究”或文献研究。前者是直接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而后者则间接地搜集第二手资料。在这一方法中，“经验研究”包括调查研究、参与观察和社会实验。

德鲁克的经验法或案例法，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德鲁克主张，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都不能充分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将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以便在一定的情况下，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企业经理人。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为了将这些经验直接传授给实际工作者，向他们提出有益的建议。德鲁克(Drucker,1999)认为，如果说管理有理论的话，对企业来说有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是为终端客户创造价值和服务；二是技术产业化；三是采取不同方式管理不同的人。”“这三个假设，奠定了现代企业、现代经济崛起的基础。”630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的是要不断地质疑那些“自然的”结构和事件，以便弄清作为个体的人们是怎样获得相互理解的。通常，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随事件而建构起来的，人们通常活动是与事件彼此关联的，而理论往往是事后以某种理性行为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关联的。显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卷入这种关联之中的行动者本身是怎样参与意义系统的建构的。德鲁克主张，应当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解释这个世界，从管理学者自己作为股东和行动主义者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的立场，在复杂的动态的关系中不断地形成和再造我们的未来。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肯尼斯·安德鲁斯(Andrews,1951)认为，案例是对真实状况的一种描述。631罗伯特·尹(Yin,2003)认为，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探究(empirical inquiry)，它研究现实生活背景中的暂时现象(contemporary phenomenon)，在这样一种研究情景中，现象本身与其背景之间的界限不明显，研究者可以运用大量的事例证据来展开研究。632德鲁克的经验法或案例法的特点是：

(1)通过案例研究经验，鉴别成败的因素。

哈罗德·孔茨(Koontz,1980)认为，案例法的依据是“管理学者和实际管理工作者通过研究各色各样的成功和失败的管理案例，就能理解管理问题，自然地学会有效地进行管理。”633德鲁克(Drucker,1966)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向管理者或经理人学习有效性提出建议时，也引用了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第二次大战时的美国将领乔治·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Marshall)、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前总裁迈克尔·费尔(Michael Feuer)、小阿尔弗雷德·斯隆等人大量的管理经验。634例如，德鲁克对IBM前领导人小托马斯·约翰·沃森(Thomas John Watson, Jr.)1963年出版的《一个企业和它的信念》(A Business and Its Beliefs)635推崇备至。德鲁克视沃森为先驱式人物、偶像和伟大的领导者之一，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后工业社会的缔造者。德鲁克认为，小托马斯·沃森创建了一个伟大的美国式机构，他改变了人们管理公司的方式，他将这种进步推入了一个全新的称为信息时代的阶段。他是少数几个利用商业来改变社会和世界的生活方式的人。

罗伯特·尹(Yin,2003)认为，不论是实验法、调查法、历史法、案例研究法或档案分析法(archival analysis)都可运用于探索性、描述性或解释性的研究，其区别的判准是依据“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者对研究现象可掌控的程度”和“研究现象是同时期或非同时期的事物”(contemporary events)来进行研究方法的选择。636

德鲁克极力主张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对经理人的成功与失败进行考察，以增加对有效管理技能的了解和明白怎样实施管理行为。德鲁克的这一主张实质上对管理方式的普遍适用性观点形成了剧烈的冲击。在斯隆的著作《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一书的封面上，德鲁克表达了他对斯隆的敬仰：“确实，斯隆作为管理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所做的工作，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表现优秀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美国的产业界能够动员起来达到创纪录的产出水平，而且是在一夜之间从毫无准备和士气低落的不景气中得到恢复并达到这个水平的。而且，这是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基础，也是日本在二战以后向我们学习的主要经验，它使日本变成了经济大国。”637

(2)认为管理所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主张管理学应当从实际出发。

德鲁克(Drucker,1954)在《管理的实践》中说过：“任何成功管理经验都不能让别人也一样获得成功。”638欧内斯特·戴尔(Dale,1960)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戴尔声称，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这些“普遍原理”就像“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the bed of Procrustus)639一样，很少有完全适合的。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有一些他们思想中喜爱的体系。如果要使自然界适合于这些体系，那就必须迫使整个自然界屈服。德鲁克说，任何一个成功企业，都不可能给另一个企业提供可行的成功经验；另一位管理大师、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管理学研究生院教授(University of Alabama, Birmingham)教授杰克·邓肯(Duncan, 1990)也说“管理没有终极的真理”。640

没有人可以否认，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必须从现实中发展而来。这说明管理学的学科特性是实践，是通过讲故事(案例)的实践描述来传达理念给人以启发，从而使企业有可持续发展的长足进步。管理学的实质是“普遍真理”很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人的行为科学。亨利·明兹伯格(Mintzberg,2005)认为：“工商管理教育不能给人们留下关于管理的扭曲印象。管理应该是一种实践，它将大量的管理技巧(经验)，一定程度的艺术(洞察力)和一些科学(分析)结合在一起，使管理教育进行反思重构，把管理教育与管理开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641戴尔(Dale, 1960)认为，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成功大公司中“伟大的组织者”(the great organizers)经验，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的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才能，并认为把注意力集中于实际问题能导致理论上的巨大进展。642

(3)强调从企业管理的实际经验出发，而不从一般管理原则出发来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并不企图去确定一些原则。

罗伯特·尹(Yin,1989)认为，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践性的调查，研究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一些现象，所研究的对象与现实生活背景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界线。643

欧内斯特·戴尔(Dale,1960)在1960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他在该书中主要研究了美国杜邦公司(Eleuthere Irenee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通用汽车公司(GM)、国民钢铁公司(National Steel Corporation)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等四家大公司的一些“伟大的组织者”，如皮埃尔·塞缪尔·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小阿尔弗雷德·斯隆、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 House)等人成功的管理经验。644

斯隆对自己的管理方法以这样一段话来总结：“经营任何一种企业都存在两种方式：预感方式和科学方式。我由于气质和教育的缘故，总是采用后一种方式。这使我获益匪浅，而且也将使其他人获益匪浅……不过，仅有科学意识并不足以挽救企业，它必须转化为一个指导企业经营的总框架，能够以科学实验加以检验，或者至少通过逐渐加强的系统化或合理化来完善到一定程度。”645若干年之后，德鲁克仍然对斯隆赞美有加，“每当谈到完美的管理之时，我就会想起斯隆先生和他的助听器。”646

(4)重视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问题，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

德鲁克在1974年发表的获得当年麦肯锡奖(McKinsey Award)的《今日组织的新样板》一文中，将西方企业的组织结构概括为五种类型：集权的职能型结构、分权的“联邦式”结构、规划——目标结构(矩阵结构)、模拟性分散管理结构、系统结构。647这一分类基本上包括了已有的主要的组织类型，为许多管理学者所采用。德鲁克提出，组织结构的设计应从企业实际出发，根据自身的生产性质、特殊条件及经理人员的特性等来确定，不存在能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唯一最好模式；能够完成工作任务的最简单的组织结构，就是最好的结构；当外界环境和自身条件发生变化时，组织结构应及时改革。

小阿尔弗雷德·斯隆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总裁期间，对公司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大胆进行了改革，实行“分散经营、协调控制”，斯隆也因此而成为“分权结构”(decentralization structure)和后来的“事业部结构”(group structure)的创始人。

(5)德鲁克的研究方法对人们去理解管理是一门艺术，颇有启迪作用。

德鲁克认为，经理人应当奉行“反馈比较法”，这是了解自己很重要的步骤。德鲁克(Drucker, 1997)强调：“组织只要有任何重大决策，都应该写下他们预期此举会有什么影响。9个月后，再就实际结果与预期进行比较。这样一来，组织便能了解，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具有哪些长处；以及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具有哪些短处。”648

严格地说，案例法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术”(psychoanalytic view)。苏格拉底用“问答法”传播他的思想，在把受教者的一切已有见解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悉数破除之后，便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影响，苏格拉底把他的这种方法，即通过谈话、提问、揭露矛盾而从个别求得一般的方法，叫作“精神接生术”。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各种事实论证的结果，早已先天地包藏在人们的心灵中，就像胎儿之存在于母腹中一样，而他只不过用这种方法把它接生出来罢了。德鲁克(Drucker,1979)在其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一书中说：“传统上，苏格拉底亦被称为伟大的老师。对此称呼，他本人应该不以为忤。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是个老师，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利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的人。苏格拉底的方法并不是‘教的方法’，而是‘学的方式’，一种特别设计的学习法。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太强调教的一方，并认为老师教的是‘学科’。苏格拉底则觉得这种看法没有意义，他以为：老师教的不是‘学科’，而是‘学习方法’，学生从而学到该学科的知识。‘学’是有成果的，‘教’则是虚假的；这种看法使他成为阿波罗神话中‘希腊最有智慧的人’。”649

美国斯坦福大学战略与组织学教授凯瑟琳·艾森哈特(Eisenhardt,1989)指出，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当我们对所研究问题知之甚少或试图从一个全新角度切入时，德鲁克的案例研究将非常有用。650罗伯特·尹(Yin,1994)认为，案例法主要适用于下列情境：(1)多变量研究具有高度复杂性。(2)理论形成的初期阶段。(3)解释性问题的研究：有关“为什么”与“如何”的问题。(4)以实务为基础的问题。(5)当事人的经验是相当重要的问题。(6)问卷调查无法提供深入数据时。(7)样本数很少时。651

应当指出的是，德鲁克的经验法或案例法在管理学教学方法和管理实践领域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教学方法领域，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教学法日渐成为管理教学的重要方式；在管理实践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标杆管理”(benchmarking)方法652就充分体现经验主义管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