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和理论来源于现实的管理实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堆砌。让管理学根植于实践的沃土，让管理学回归实践，这是德鲁克终身孜孜以求的目标。德鲁克(Drucker,1973)强调，管理理论的“唯一权威是实践成效(practice effectiveness)。因此，管理学是一种使命、一种实践的综合。”341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科学和专业。任何热衷于将管理科学化或专业化的尝试，试图消除所有的波动、风险和不可知的措施也就是在消除自由、创新和成长。

德鲁克(Drucker,1999)强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学。他认为：“管理是一种自由的艺术”的理论。德鲁克(Drucker,1989)在《新现实：政府与政治、经济与企业、社会与世界》一书中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称“管理”为一门“综合艺术”。他说，“管理被人们称之为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342德鲁克(Drucker,1998)指出：“自然科学是探寻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而管理学则是说明组织及其管理中的个别具体事物的联系，它具有不可重复性，也没有一般规律，因而在管理学研究中需要注重对个案的考察。社会领域没有像自然科学有的那种‘自然规律’。因此，它服从于持续变化的支配。昨天的有效假设今天可能变得无效，而按着旧范式就可能把人引入歧途。”343德鲁克(Drucker,1999)强调，管理学的主要方法是以描述性的历史方法说明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反对在管理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概括性规律方法。344德鲁克指出，应将管理学已有的理论放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加以考察，并用描述性的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进行了新的诠释。

为了让管理学根植于实践的沃土，德鲁克认为应当加强对这种管理学案例和组织中发生的事件的研究，可以利用叙事逻辑和案例分析等传统研究手法，将管理实践者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管理的原则，然后用于教育和培训经理人。对20世纪重大的企业经营管理案例和事件，德鲁克是通过更直接诉诸感官的案例、故事来叙述的，因而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存在具有无须证明的合理性。让案例和故事来教育、培训和说服管理实践者，而无须用管理学家的个人权威性和合法性来压服管理实践者，从而可以为管理实践和管理学建构提供合法性辩护。

德鲁克(Drucker,1983)在《公司的概念》1983年版跋(Epilogue)中写到：“我确实相信基本价值的存在，尤其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我认为只存在很少的基本问题。但是我不相信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one right answer)。现有的答案很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如果不是其他方法都失败的话，人们也不会想到它们。但是，当我们检验管理政策和其他社会规律时，关键不是看它们是对是错，而是要看它们是否有效。我始终认为管理学不是神学的分支，它其实是一门临床学科(a clinical discipline)。在医疗实践中，对于临床医学的检验不在于治疗方法是否‘科学’，而在于病人是否康复。在《公司的概念》出版8年以后，当我推出第一本系统的管理学著述时——现在仍然是全世界读得最多的管理学著作——我有意将书命名为《管理的实践》而不是《管理原理》，虽然我的出版商指出这个书名会严重减少本书被大学列为教科书的可能性。”345

管理学教授约翰·保罗·迈克杜菲(John Paul MacDuffie)在MBA核心课程“职场人事管理”的最后一天引用了德鲁克关于经理角色重要性的观点。这句话是：“我希望美国的经理人，其实也是全世界的经理人，都能够继续领会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说的话：管理远远不只是利用官职和特权，也不仅仅是‘做交易’。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别的方面，管理都会影响到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管理实践值得我们最大限度的注意，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对于管理学家参与管理实践，可以是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例如德鲁克对通用汽车公司和西尔斯公司的长期现场研究)，也可以是通过管理咨询活动而获得实践经验。德鲁克(Drucker,1997)对日本企业家中内切说：“我不是一个理论家，但我透过每天咨询一些大型组织，观察它们所面临的契机和困难，得到相当多的实践经验。这些大型组织中，大部分是私人企业，其中也有医院、政府部门、博物馆和大学等的公众服务机构。它们遍布在世界各大洲。例如北美洲(加拿大和墨西哥)、拉丁美洲、欧洲、日本和东南亚。但不论如何，一个咨询顾问所能谈的，还是从每天的实践咨询经验出发。这种方法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因此，我的观点可能比较像是一个旁观者。”346德鲁克强调，对这种案例经验的审视和评价，不但需要逻辑，更需要敏锐而准确的感觉。在德鲁克看来，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已经很难向人们提供真相。这不是实践的错误，甚至也不是某个管理学期刊的错误，而是整个管理学界研究思维出了问题。借助于实践的经验材料，德鲁克想做的是将管理从狭义的“管理学”骗术中拯救出来，再将它重新置于实践领域的问题域之中去。

让管理学根植于实践的沃土，犹如《圣经·马太福音》(Bible: Gospel of Matthew)第十三章中的故事一样。耶稣对门徒讲到春天有一个农户，出去播种，有一些种子撒在了路旁，飞鸟来了就把它吃掉了；有一些种子落在非常浅的土里，虽然种子长得很快，但因为没有根，所以它就枯萎了；有的种子落在荆棘里面，荆棘长起来就把种子给挤住了；而有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里，它长出来有30倍，60倍，100倍的。耶稣大声疾呼，凡是有耳朵的人请您听进去吧！347实践就是管理学成长的肥沃土地，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管理思想像播散的种子那样，在肥沃的土地里面成长、壮大、开花、结果。

让管理学根植于实践的沃土，使德鲁克的实践性管理思想成了西方企业界的“管理圣经”，看似简单明了，实践起来却很难，其核心就是在企业的实践中贯彻企业宗旨与使命的实现和强调经理人的责任，这本身就是对人的灵魂的挑战。表面上看，宗旨、使命和责任这组词对企业家而言，确实显得比较“虚”，因为从中看不出具体的操作路径和招数。但这种思维恰恰忽略了一点：管理大师的理论不能当作招数理解，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用“见招拆招”的方法去解决，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的思维方式。如果要想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就必须克服内心的浮躁，细细地体会。德鲁克(Drucker,1966)说：“卓有成效虽然人人可学，但却无人可教。”348德鲁克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可以学会做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或经理人，但不可以教会。

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实践这样确凿无疑的“证据”面前，主流范式管理学理论最终将面临崩溃。德鲁克以其特有的冷幽默挖苦到：“从凯恩斯医学院(Keynes' Medicine)毕业的学生，就像某些人仅从大师处取得处方，却未学会如何看诊一样，这种人最危险。”

德鲁克(Drucker,1993)强调，在管理实践的沃土中存在着“自我管理社群”(self-management community)，他们是管理学知识创造的主体和管理模式的创造者。德鲁克非常重视管理实践中产生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隐性知识是指未明言的知识，常常存在于可行动而未具备可明言的了解，有了解却无完整联结，懂得结论却无论证等认知状态下。隐性知识扮演构成性(constitutive)角色，也就是构成人们的经验认识的基础，成为情境释义(context paraphrase)的基础。人们可以通过实践获得隐性知识，诠释周遭的环境，进而建构出本身所要面对的环境现实，并产生相关的行动作为因应。按照德鲁克多年的挚友迈克尔·波兰尼(Polanyi,1966)解释，人们的现实世界行为在许多状况之下，往往所面对的是不可知、不确定的环境状态，之所以能产生适当的反应方式，常常就是被本身原来具有的知识所引导。波兰尼以暗室中杵拐杖走路的人如何领悟所谓“空间的位置概念”为例，通过盲人所持拐杖的感觉与认知来对所无法看见的空间进行主观的判断，因为地面对拐杖的震动传递，再经由拐杖对手所传达的感觉，让盲人内心进行对空间的描绘与理解，进而影响杵杖者的后续动作。349而忽略隐性知识，将无法充分掌握人们构成其经验的过程与方式。德鲁克认为：“你没办法‘复制’或‘转移’经验。譬如你闻到一朵很香的玫瑰花，这样的经验是无法转移的；每个人都必须要自己去闻玫瑰。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通过组织的设计，有系统地提供精确的管理实践经验给年轻一辈的经理人，让他们得以从中得到启发，在实际管理中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模式。对于工厂的员工或者公司行政人员，则是通过我过去6年一直在倡导的‘自我管理社群’，来达到自发动作、有效的组织运作。因此，经验是无法‘转移’的。”350

应当看到，在德鲁克逝世后的西方所有媒体盖棺定论的报道中，没有一家媒体将德鲁克称为学者(scholar)，偶尔有称其为管理思想家(thinker)，更多的则是大师(guru)或者先见之明者(visionary)。学者是德鲁克最为不耻甚至憎恨的头衔，这是他和学院派最格格不入的地方：德鲁克把学者看成是一股学究气，拘谨，过时，细碎，对实践前沿充耳不闻。而管理学者们也当然没有把德鲁克当作学者，看成自己人。甚至德鲁克在纽约大学教书时也被学者、教授们当成记者看待。

西蒙·伦敦(London,2005)评论到：“对学院派而言，这意味着德鲁克的著作不够严谨。不错，他有着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在他的著作中，何处用过抽样方法和统计回归呢？一位宁愿为报纸撰稿、也不愿在《国际运作与生产管理月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上发表文章的人，让人如何能够严肃看待？学院派对其数十年的冷落，使德鲁克从未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或其他美国知名管理研究机构中担任过教职。”351而德鲁克自己解释道：“不，我是一个局外人(outsider)，我是一个独行者(one-man show)。我总是做我自己的工作。”352在我看来，德鲁克的工作就是使管理学根植于实践的沃土，这远比那些热衷于将管理科学化或专业化的尝试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