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曹魏时期实行“苛禁宗室”的政策，宗室诸王不仅封国小、地方穷、人口少，而且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甚至没有行动自由。据史书记载，曹魏宗室诸王“游猎不得过三十里”，而且中央“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所以说，曹魏宗室诸王表面上是风光无比的王爷，实际上却形同囚徒，还要时时受到中央特务机构的督察。

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陈思王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与卞皇后所生第3子，生前封陈王，去世后谥号“思”，故后世称之“陈思王”，作为三国著名文学家，曹植乃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者，与其父曹操、兄曹丕合称“三曹”）与白马王曹彪（195—251，字朱虎，嘉平三年即251年因与王凌谋划反对司马氏，事败赐死）从洛阳返回封国。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就是说，曹植和曹彪想借着一起走的这一点点时间，来叙一叙兄弟之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监国使者”，即特务们拒绝了。据说，曹植当时十分气愤，还特地写了一首诗，咒骂这些不通人情的使者。然而，曹植也只能骂骂而已，丝毫无济于事。正是由于曹魏王朝“苛禁”诸王，所以“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就是说，曹魏的宗室诸王，人人都非常想做一个平民百姓，可是连这个愿望都无法实现。

西晋初年，朝臣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有许多人认为，曹魏之所以很轻易地就被取代，正是由于其实行的这种“苛禁宗室”的政策，认为是这个政策造成了诸王毫无力量，无法发挥拱卫中央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晋武帝司马炎“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诸侯王。从理论上来说，西晋诸王所掌握的权力应该很大，因为要想宗室诸王具备藩卫中央的实力，就必须给他们以实权。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或者一项政策的调整，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

什么叫时代条件的限制？简单地打个比方，就是你不能要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们开宝马、坐奔驰，因为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牛车。那么，西晋封国诸王的权力，要受到哪些时代条件的限制呢？

这个时代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从秦汉以来确立并得到巩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适合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这个制度在西晋的时候比较完善，不可能发生逆转，作为隶属于皇权的王侯封国，它所拥有的权力，必然要受制于专制皇权。

第二个是，从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西晋虽然再次实现了的全国的统一，但受到重创的社会经济却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恢复的。

举个例子来说，晋武帝太康（280—289）时期号称“治世”，但是，太康元年（280）的全国人口总共才只有1616万，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相比，差距甚远。如此一来，王国的规模和制度也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约。总之，由于这两个客观条件，尽管西晋诸王极受尊重，行动也自由得多，但是从掌握的实权来看，与曹魏诸王相比，并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从封国财政权来说，诸王无权向封地中的所有民户征收赋税，他们仅仅拥有对部分民户收取赋税的权力，这部分民户才是诸王的“食户”。

例如，中山国有户32000，中山王司马睦（生卒年不详，字子友，司马懿六弟司马进之子，著名史学家司马彪之父）的食户却只有其中的5200户；

平原国有户31000，平原王司马榦（232—311，字子良，司马懿嫡生第3子，司马师、司马昭同母弟）的食户只有11300；

梁国有户13000，梁王司马肜的食户只有5358；

太原国有户14000，太原王司马瓌（？—274，字子泉，司马懿三弟司马孚之子）的食户只有5496；

东平国有户6400，东平王司马楙的食户只有3097。

而且，根据规定，就是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的赋税收入也要归中央财政，诸王最后能到手的部分，大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以前举中山王司马睦为例，他的封国虽然一共有民户32000，但他却只能向其中的5200户收取赋税，就是这5200户的赋税收入，其中三分之二还要上交给西晋中央政府，他自己只能得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司马睦的实际赋税收入只有1400户。由此可见，诸王的财政权实际上很小，封国财政权的主体，仍然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其次，在王国官吏的任用上，诸王在事实上也受到中央的限制。的确，西晋初年曾经允许诸王“自选其文武官”。但事实上，这种“自选”始终要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督，更不可能随心所欲。例如，梁王司马肜曾自选张蕃为王国的中大夫，但张蕃这人品行不好，又犯过法，结果司马肜就因为选人不当，被“有司”（中央监察部门）参奏了一本。作为惩罚，他被削夺了一个县的封地。

有鉴于此，那些稍微胆小的诸王，也就不敢或不愿自选官吏了。例如齐王司马攸的王国曾缺少一位长史，但是他却拒绝自选，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说：“选官用人，这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王国本来就不应该插手此事。”琅邪王司马伷（伷读zhòu，227—283，字子将，司马懿第5子，司马师、司马昭异母弟）在被封为东莞郡王的时候，也曾极力推辞自选官吏的特权，希望由中央政府为自己的封国配备官吏。随着这种情况的日益增多，诸王官属的任命权大概不久之后，就全部交还给了中央政府。

最后，封国军队的数量，就史籍所记载来看，也没有多少。根据《晋书》的有关记载是：诸王就任于封国，则大国置兵5000人，次国3000人，小国1500人。如果诸王没有到封国就任的话，情况就变成了：大国置兵100人，次国80人，小国60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国的军队全部由中央政府配备，也就是说王国军队的指挥权，实际上仍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诸王无权随意调动或指挥封国的军队。

由以上三点可知，西晋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要受到西晋王朝的严格限制和控制，因此，诸王封国不过只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一种特殊地方机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晋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渴望留在京师洛阳，而不愿意到封国就任。实在迫不得已就任封国，在离开京城之际，“皆恋京师，涕泣而去”，这就是说，很多人是抹着眼泪到封国上任的。

更有甚者，“就国”有时还被用作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例如，齐王司马攸在诸王中颇有威望，又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弟弟，晋武帝对他心存猜忌，担心他在自己死后会夺太子之位，于是就决定把他调离京师。为此晋武帝多次下诏，一再催促齐王司马攸到封国就任。

比如，“八王之乱”的过程中，在诛杀杨骏之后，楚王司马玮被任命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觉得楚王司马玮为人“性狠戾，不可大任”，因此，二人经过商量后，做出决定：命令楚王司马玮和其他诸王一样，就任于封国，结果此事惹得楚王司马玮十分生气。

如果说西晋的诸王在自己的封国，能够拥有像西汉王侯那样大的权力和利益，西晋诸王还会不乐意到封国上任吗？事实上，对于西晋封国的真实情形，当时的人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例如刘颂（？—300，字子雅，广陵即今江苏扬州人），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晋的诸王封国，实际上只是“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他进而认为，建立这样的王国“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资也”。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建立这样的王国，不过是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一些亏损，根本就起不到保卫国家、护卫皇帝（“镇国卫上”）的作用。诸王封国既然连“镇国卫上”的作用都发挥不了，怎么还能掀起“八王之乱”那样的翻天巨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认为西晋初年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是造成“八王之乱”根源，于情于理都讲不通。也就是说，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