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始终囿于超验思辨的话，那么传统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亦不能摆脱其纯思的形式逻辑所必然导致的偏执的特性。从其各自的立场出发，它们或强调心或强调物，或强调理性或强调感性，或强调本质或强调现象，或强调读者或强调文本，一种极不协调的理论基调贯彻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始终。从古希腊的柏拉图的唯心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之争，到中世纪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再到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无一不是其明证。尽管康德曾为统一西方哲学这一四分五裂的理论版图做出了令人称道的尝试，但是由于其哲学所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执传统的劣根性，其种种哲学的努力实际上最后仍是以失败告终。与上述的这些各执一端的倾向不同，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则具有一种更为兼容并蓄的理论精神。他们把各种彼此敌对的观点熔为一炉，从对立的二元论走向中立的一元论而使整个西方哲学面貌为之一新。

　　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一翼，这种中立主义的转向是由新康德主义拉开序幕的。新康德主义之所以异于传统的康德主义，恰恰在于其从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现象主义的一元论消解传统康德主义的心与物、理性与感性、现象与本质的二分对立。同时，也正是步新康德主义的后尘，马赫提出了所谓的“中立要素说”，罗素提出了所谓的“心物一元论”，实用主义者以“判激—反应”的整体化“行为”来调合意识主体与意识客体的冲突，皮亚杰用“图式的建构”历史过程试图解决认知上的先验与后验的矛盾。凡此种种表明，对于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家来说，“两极相通”这一人类的古老的哲学原则已开始普遍得到理论上的认可。

　　实际上，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里，这种中立主义的哲学转向表现得更为显赫。而在这一哲学转向的历史潮流中，胡塞尔又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领军人物。作为一种更为精致和完善的“新康德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不仅在“本质直观”名下消弥了本质与现象的分离，而且在纯粹意识的“意向性”名下完成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理论和解。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推动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们纷纷创立了自己的一元整体论的学说。海德格尔以一种“显现者自显现”的逻辑为我们推出了一种在者与在相统一的存在论理论，萨特通过诉诸一种“前反思的我思”而最终实现了意识与意识对象在本体论上的整合。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里，这种中立主义的转向则表现得更为明彻和自觉。这种明彻和自觉与其说是体现在他的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解读相统一的理论上，不如说是他通过所谓的“效果历史”、所谓的“视域交融”、所谓的“问答逻辑”等等概念的提出，把人们业已弃如敝屣的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扶上哲学至尊的王座，从而最终使现象学与辩证法、解释学的真理与柏拉图的对话二者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