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通常以设计院所为主导，“设计院所模式”还是中国城市规划、商业地产、“泛商业地产”的主要模式。但是，越来越多的城市领导者、投资商、开发商发现，从设计入手进行规划，看似很快，实则很慢，在城市开发上更是如此。而且，这点在我之前讲的几个案例中也有所体现。城市思想的确立，灵魂的植入，城市味道的创造，产业格局，生活方式等问题很难解决，这些都不属于设计的范畴，而属于战略策划的范畴。设计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画图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到以设计代替城市战略的阶段。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城镇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发展之路非常复杂，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况不是单纯地从设计的角度就可以解决的。

一些由国外的设计机构进行规划的城市，经常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而那些能够把城市规划做的较好的国外设计机构大多是中国人经营的。这些中国人留学归来后，创立或联合某一设计机构在中国揽活，这些设计师实际上是中国人（类似“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比较熟悉。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达75％左右，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的项目少之又少。而且城市历史悠久，如美国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采用的是单体建筑的设计模式，而那些习惯使用单体建筑模式的设计师来到中国，也是边做边学。

所以，一味迷信国外设计师做的城市整体规划是不靠谱的。在单体建筑的营造方面，中国的设计师普遍存在不足。在完全清楚战略定位的条件下，设计师根据既定的战略定位进行城市规划，国内的设计师、国外的设计师都将有所建树。

2008年，我们工作室经历了一件让人很郁闷的事情。该项目是为某三线城市的一个新区做战略定位策划，这个案例的幕后花絮说明城市运营者的素质有待提高。

负责邀请“工作室”的区领导曾目睹了设计院做策划的过程，他发现设计院总是用设计图纸说话，很难把战略说清楚。而设计院一方认为，战略是委托方（政府）给的，设计院只根据既定的战略进行设计。所以设计院做出的方案一直不能达到战略的高度，设计图纸是出来了，但是项目没有进展，在区一级政府领导这里也就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共识。因此，区领导在邀请了两家国内著名的设计机构的基础上，找到了戴欣明工作室。其中，两家设计机构做设计，我们工作室做战略定位策划。

进行阶段汇报时，市长亲自参加会议（会议安排者出于某种考虑做了这样的汇报安排）。确切地讲，我们是向市长汇报，领导希望藉此形成一致的战略意见。汇报结束后，三家公司都在回避，后来市长发话了，“不选第一家设计公司，在后两家中选择一个”。说到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在市长看来，战略策划机构就是设计机构，市长完全没有搞清楚战略策划和规划设计之间的不同。

这次汇报本就不是最终的汇报，做最终汇报时，我们工作室也会送一些设计图纸，把战略定位策划转化为可视的图纸，进而形成固化。但是，这一时期是战略思路的研讨阶段。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很多城市的高层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他自己的说法、思想就是战略，就是策划。这也是中国的城市规划千篇一律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后，为避免再次遇到这类外行城市经营者，浪费40多位各级领导的宝贵时间，工作室做战略定位策划时会特别强调，工作室做的是战略定位策划，是对设计之后的工作的提示，而不是设计方案的研讨。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这类事情往往都发生在50年代出生的领导者身上。也就是说，战略定位策划是新生事物，对此，他们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才会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