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就其方法论而言，基础主义是一种一元决定论的学说，而不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学说。而一元决定论必然导致对一种以一驭万的“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的肯定。因此，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文化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哲学文化不仅被一种基础主义所规定，而且同时也被一种中心主义所规定。在古代，西方人是以自然为中心；在中世纪，西方人是以上帝为中心；到现代，西方人又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诸如笛卡尔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康德所提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等主张，就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明证。而这种人类中心主义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征服的节节胜利而在现代愈演愈烈而臻至鼎盛。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所引发的能源匮乏、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严重缺陷和不足，促使人们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予以重新的哲学反省。因此，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了。后现代主义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独裁和霸权，主张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取代人对自然的一味征服，提出对工具理性的日益膨胀加以有效限制以及宣称“人业已死亡”，如此等等，都体现了一种极为自觉的反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因此，反中心主义可以说成为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一致主张。但是在消解中心的理论方式上，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学说其表现形式却多种多样。比如说，后结构主义是通过结构的整体性和多元决定性的思想提出了“去中心”和“消解元叙事”的思想，现代解释学是通过一种“多视角”的介入来使“单一视角”退场，而布伯的哲学则是通过一种有别于“我它”模式的“我你”模式而将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上彻底埋葬。布伯认为，如果说“我它”模式是一种主体之于客体的征服、利用的关系模式的话，那么“我你”模式则作为一种互主体模式而使一种对话、合作的关系真正得以弘扬。

　　事实上，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主义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提出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则把矛头直指自我中心主义。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认为人和人的关系不是一种我说你听的“独白”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流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自我中心的讨伐必然导致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转向。主体性是从绝对的自我出发，而主体间性则是从我与他人的关系出发，并将这种绝对自我最终消解于“我们”这一人学之场。故布伯写下了《人与人之间》一书，认为人际“之间”(between)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哈贝马斯高举“交往理性”的大旗，借以对抗其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的激进的主体性思想；舍勒则推出了“爱感优先论”的主张，拒绝将基督教思想希腊化，反对启蒙时代以来日益高涨的个人主义思潮，以期使古老的希伯来精神中所深深埋藏的共契精神再放光芒。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种对中心主义社会观的批判不仅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而且也是对人类社会的民主原则的真正捍卫。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民主不是一种乌合之众式的权利与利益的共同分享。而是对大一统的霸权话语的消解，是对社会每一个人的尊重，对社会多元性的尊重，也就是说，尊重每一个人及每一个社会团体以及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意愿、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被称作是“拯救差异”(利奥塔)、“反对任何方式及任何领域的统一化的回声”。而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推动的社会运动被看作是人类社会从“宝塔型”社会结构向“网络型”社会结构的战略性转移，这被称作是一场“政治的陵墓”的运动的真正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