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视域

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 200241）

摘要：不同于西方哲学形式即本质的存在论传统与视觉优先的方法论传统，中国哲学在存在论上将“味”理解为物之性、道之性、人之性。与对物性与精神包含目的性的设定相对应，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更强调自身的参与、介入，具体说，在感觉经验层面倚重主观性多于客观性的“化学性感官”，特别是味觉。基于味觉的“感”在心性修养基础上则被塑造成贯通于形上、形下的精神活动。在方法论上强调“味-物”、“味-道”之“玩味”、“体味”，在对文本诠释方面强调“解味”、“回味”，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独特的方法论。万物有味，人们才愿意回归自然，愿意与之合一；玩味、体味自然，才能进入有意味的自然，才能与之合一。

20世纪中国哲学首先遭受的是现代方法论的挑战、方法论的危机。梁漱溟先生、“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梁漱溟将与生命、绵延、本体相应的方法“直觉”与感觉、理智对立，又将“直觉”与儒家思想传统最核心的范畴“仁”建立联系。张君劢1923年清华大学的演讲以类似的方式突出了直觉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哲学之后的进程正是沿着这纲领所开辟的方向展开的。朱谦之在《一个唯情主义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将直觉当作通达有情世界的唯一道路；熊十力有“性智”与“量智”之分，将性智规定为识体之知、对本体界的实证之知，即“证会”、“体认”、“身作证”。熊氏弟子牟宗三将智的直觉视作中国哲学的基石，甚至认定否定智的直觉则“全部中国哲学不可能”。金岳霖不大谈“哲学的方法”，而是谈“哲学的态度”，谈“中国哲学的态度”。他说“元学的态度”在中国哲学中始终得到贯彻与体现，也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的方法。金岳霖弟子冯契基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将“认识论”扩展为“广义认识论”，即在“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科学知识何以可能”问题之外，又拓展出“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问题。基于此，在其“转识成智”理论中，也将“理性直觉”作为成就形上智慧的一个重要环节凸显出来。

将中国哲学命系与理智、逻辑对立的直觉、性智、智的直觉，余心未安！遂回到生命，回到感觉，试为混沌凿窍，寻求贯穿于形上、形下的中国哲学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