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以西方基督教为例，对宗教精神进行了描述。宗教精神，包含了宗教观念、宗教信仰、宗教需要、宗教情感等在内。他说，所谓宗教，就是“认为有一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从内心说，人有一种崇拜的情绪，或追求价值的愿望，就是宗教”；676宗教在西洋代表文化上很重要的一种价值，“主要的意义系指信天，希天，知天，事天等求安身立命之所的精神努力而言。”677

总的来说，所谓宗教精神，“便是健动的创造力，去追求一种神圣的无限的超越现实的价值。”678宗教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热烈的、不妥协的对于无限上帝或超越事物的追求，借自我的根本改造以达到之。……(它使人)具有一种浪漫的仰慕的态度，以追求宇宙原始之大力，而企求与上帝为一。”679

可见，在贺麟那里，宗教精神或许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超越事物或上帝或其他坚定信仰的对象的设置，实乃人的理想的化身；二是实现理想，达到彼岸，与上帝为一的历程。就前者言，就是人的自由，就后者说，是理想现实化和现实理想化两个过程的统一，而前后两者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在主体身上表现为多种精神，宗教精神只是其中之一。具体而言，就人与自然关系言，是回到自然去，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流的精神；就人与人的关系言，是到民间去，勇于实践，为他人服务，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博施济众，普爱众生的精神，其极至于爱敌人；就主体本身言，是抱饱满热情，怀无畏勇气，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怀精诚信仰，坚贞不二，既乐观向上，又谦卑为怀，既襟怀广大，超脱尘世，又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不断超越自己，为理想贡献生命的精神。

人为什么需要宗教精神追求？在贺麟看来，这恐怕只能从逻辑主体的先验、神圣、无待等本体性、主体性来思考。但贺麟对此没有作进一步讨论。他更多的只是从后天现实世界来描绘人的宗教精神追求。他说，上帝是照耀和鼓舞西洋人精神生活的“光明的泉源”，如太阳之于万物生长。宗教精神就是追求与天、天理、天道、天意、天命合一，集中体现为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对于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体会深刻入微，写道：

“有宗教信仰的人，自己受艰难困苦，相信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加的特殊磨折训练。因此不怨天，不尤人，不自沮丧，不陷于消极怀疑。假如自己事业成功，幸福获得时，则相信是天意的潜助，天恩的赐予，常常卑谦为怀，不敢自矜己功。因而养成困苦不怨，成功不居之美德。有宗教信仰的人，自有安身立命之所，不会在人生道上徘徊歧途，莫知所可。他的精神有安顿，有寄托，有慰安，作事自觉有神圣的秉承，有牺牲的勇气。彼虔诚信天的人，其身心之有安顿，犹如赤子之有母亲。因彼实以天或上帝为所爱慕的宇宙慈母，所敬畏的严父也。”680

一个人有真诚的宗教信仰，便有安身立命之所，追求，有理想，闲暇，有礼仪，困倦时有宁静港湾以供休憩，得意处则梵呗清音催人自醒。始终追求与父母为一，与天地为一，与真理为一，与上帝为一，融入无限的圣洁、幸福世界。宗教信仰，以庄严神圣、绝对永恒的理想，给人生注入不屈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使人谦卑为怀，不骄不躁，始终处于和平宁静的心灵境界。

贺麟所谓宗教精神，实际上包含了“近代精神”的意义在内。如爱智的科学精神，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精神等，在他看来都是宗教精神在近代的具体表现。681所以，贺麟明确说：

“若非宗教的知‘天’与科学的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的近代西洋文化。”682

宗教精神是西方社会现代化成功的精神基础之一。对这一看法，贺麟还进一步作了细致说明。

就基督教和科学关系言，从历史事实看，贺麟认为基督教对科学“有保护促进之功”，“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这主要是通过宗教精神为科学奠定基础而进行的。中古时期，蛮族入侵，古代文化科学遭破坏，“独赖修道院中的教士保存了希腊哲学、科学各部门的典籍，使以后科学的发展，得有所凭借”，这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这里，宗教对科学还只是起图书馆作用。此外，基督教又常“利用科学，采取科学上的理论，以为其本身辩护”，这也只是宗教运用和消费科学“产品”的作用。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宗教精神，乃是科学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的源泉。科学家求真理，一如修道士之追求上帝，必先发现自己有不足，现实尘世有缺陷，才可能萌发对超越小我、现实、功利、尘世的真正崇高真理的追求。

在有宗教精神的科学家看来，真理有神圣性，追求真理的活动以及科学本身也有神圣性。正如美国学者乔治·萨顿指出的，宗教圣徒和科学家“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是他们的超脱世俗。尽管在科学家中，同在其他人中一样，没有几个是圣徒，但是，真理本身是一个可以和神圣等量齐观的目标。……在纯知中，像在纯美中一样，存在着神圣的东西，而对真理的无私追求也许是最伟大纯化的了。”683

而且，贺麟还认为，就人追求理想而言，将追求上帝，转换为追求真理，或者说将追求上帝应用于追求真理的认识活动中，较之局限于功利之域，拘束于小我之私而欲求超越功利、小我，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由体到用的实现、运用，而后者却要求重新反省自我，寻找自我发展的真正立足点，推翻既往，再生做人，要求跨越层次，发生质变。两者间难易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科学家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精神，“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684

到中世纪时，基督教成为反对科学的强大力量，并间有压迫、杀戮科学家的史实。贺麟认为，这只是宗教组织异化的结果；而且宗教组织反对科学，但宗教精神却培植起足以抵抗、克服基督教组织压迫科学的内在力量。所以，贺麟深刻地指出，恰恰因为基督教反科学，“科学反更变成神圣。”685宗教组织迫害科学家，科学反而因此更成为科学家自身的宗教，即科学家“把科学变成了精神上献身的对象”，同时也“把科学家变成了精神上的殉道士。”686贺麟深刻地指出，教会组织反科学，反而促成了人们从追求上帝向追求真理转变。他说：

“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追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而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反而促进科学呢？”687

诚然，这里恰恰包含了辩证原理，相反适所以相成。宗教组织反科学，宗教精神却培植科学精神，不啻是回过头来反对宗教组织。宗教由是而得以自我矛盾，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而科学由是也得以发展起来。

而且，贺麟还认为，宗教精神也是西方近代民主精神的基础。贺麟说：“基督教中，实充满了民主的精神。”中古时，政府专制，教皇干政，都反民主。但自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就更得发展。”688“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指宗教精神中有民主精神的内容，如宗教没有家界、族界、国界、级界、种界，主张一切人都是兄弟，在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无论何人，都可入教受洗，荣获上帝的拯救。贺麟认为，这种“平等”精神，打破了小家庭观念，破除了贵贱等级观念，“于扫除我们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亦大有帮助”。此外，基督教也富于“平民精神”，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与平民接触，可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而基督教“爱仇敌的观念”，要求人们有宽容竞争对手的伟大胸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家风度。这些“对民主政治实施”，也“可有一点帮助”。贺麟还由此断言：“如果只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政治上的权宜策略，是算不得认真彻底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689因为它既没有上升到民主精神高度，更没有奠定宗教精神基础。

而且在贺麟看来，宗教精神还是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是西洋社会工业化的基础。他说，历史上，基督教似乎反对工业化，反对发财。但十七世纪以来，清教徒有很大变化。他们提出，只有勤劳工作的人才能有面包，凡由勤劳挣得的钱，是上帝所嘉许的。这一说法，不啻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反面说法。贺麟说，清教徒的这一思想，对于工业化“有很大帮助”。对此，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论述甚细。贺麟也基本同意韦伯所谓新教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看法。他还将它和中国的宗教相比较说：“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至少比较佛教、道教为更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690

由上足见，宗教精神在西洋文化中占有基础性地位。贺麟据此谈中西文化关系说：

“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断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就宗教本身言，我们中国本来亦有宗教，亦需要宗教，……可是我们原来的宗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点陷于消极空寂。以后要中国能赶上西洋，亦要提倡科学、民主、工业化，则当亦必同时采取西洋基督教的精神，以作科学、民主、工业化的精神基础，而补救我们原来宗教的消极空寂之弊。”691

在贺麟看来，中国古代宗教中宗教精神体现出的“近代精神”有所不足，西洋宗教精神所体现的“近代精神”较多、较圆满，把它引进拿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由上可见，贺麟讲宗教精神，着重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追求与上帝为一的内在超越精神，二是为科学、民主、工业化奠定精神基础的“近代精神”。两方面是一体两面，“近代精神”不过是内在超越精神在近代的表现，而内在超越是人的本性追求。所以，我们能从西方去“发现”“中国精神”，能从古代去“发现”“近代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贺麟讲宗教精神的方式，不是将各种宗教放置一块进行比较归纳，而是以西方基督宗教——其中尤其是基督新教为代表，近乎直觉地洞观宗教精神的内在超越和“近代精神”两方面。贺麟讲宗教精神时，直接地运用了他逻辑的直觉方法论，直接地运用了他辩证的“逻辑心”论692。所以，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宗教精神论，是贺麟文化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贺麟那里，文化整体上的使命就是呈现“道”，是“逻辑心”展示自己，现实人内在超越自己的历程。文化各部门中，宗教精神、哲学精神、艺术精神只是从善、真、美不同方面分别展示而已。故从文化精神“发现”角度说，贺麟从西方文化中发现西方文化的“体”，发现其精神基础，并不只是发现了宗教精神，也发现了哲学精神——集中体现在西方“正宗哲学”说上，也发现了艺术精神。不过，对于后两种文化精神，贺麟讨论较少而已。

从文化精神角度看，贺麟认为，宗教精神、哲学精神、艺术精神是内在统一的。哲学以求真为主，但也兼求美、善；宗教以求善为宗，但也不离真、美；而艺术以求美为归，真、善自也在内。故分别从三者言，各自都兼具另外两者的功能，包括了另外两者的性质和价值在内。即宗教之盛，宗教就兼有哲学性、艺术性，艺术、哲学亦然。宗教的上帝，正是善、美和真理的人格化。而真、美、善则是上帝的价值内容和表现，是上帝的理性化、情性化、“良心”化。仅从哲学和宗教的统一处说，上帝即真理，真理即上帝。贺麟明白告诉我们：

“上帝是什么呢？上帝就是真理、人民、大自然。”693

把宗教信仰的最高对象“上帝”理性化、人性化、自然化，在人类认识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在学术文化史上意味着神学进展为哲学。这时，哲学实抛弃了宗教组织的不足，而弘扬并包容了宗教精神于自己内部，是宗教价值更高层次的实现，更合理性、人性、时代性了。哲学扬弃宗教，是自我发展的必需步骤，正如艺术也要扬弃哲学、宗教，宗教也要扬弃艺术、哲学一样。

所以，贺麟总结西方宗教和哲学关系的历史，敏锐地注意到哲学和神学的统一的趋势，注意到神学愈来愈为哲学所统一所包容。他说：

“自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神学在理论上的地位愈来愈站不住了，但西洋人精神上依然存在有仰望神圣世界，以求精神的寄托和归宿的要求，所以西洋的哲学家，尤其是唯心论者，都打算把宗教建基在哲学上，使二者打成一片，以满足精神上对宗教的需要。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曾经作过这种努力。”694

对此，贺麟是赞成的。这一趋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看，哲学由是而将宗教精神包容在内，具有宗教给人提供信念的功能。贺麟认为，哲学和宗教，在出发点上不同，但是，从为社会提供信念的角度看，又有相同处。贺麟说：

“哲学的作用也的确应当使人能够安身立命，俯仰宇宙之间而有居家自得的感觉，因此古来哲人凡是卓然有以自立的，他的学说必定有代替宗教，使人精神得以解放超脱，潇然出尘的功能。这不是哲学的弱点，而正是哲学给人的好处。”695

“（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失却原有的信仰，人人的精神都彷徨不安时，哲学就会而且也应当代替已经崩解的旧礼教的文化，成为新的精神上的安定力量。这样不免使哲学染上近似宗教的色彩。”696

包容宗教精神，具有宗教功能，正是贺麟“新心学”哲学自觉追求的一个方面。

综上所述，贺麟“宗教精神”论，将宗教精神和宗教组织在认识上区分开，区别对待，又将宗教精神和哲学精神、艺术精神联系起来，作为文化精神的一个部分来讨论，并进而将文化精神和人性合一。这就使他的“宗教精神”论有重视精神、理性、人性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或许可以说，贺麟论述“宗教精神”，既不是宗教科学的讨论，也不是神甫或牧师之布道，而是文化哲学的讨论。

贺麟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上述观点，特别是其中关于宗教精神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贺麟称为文化精神）的思想，是中西合璧、古今贯通的，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就古今贯通而言，按照这个思想，古代中国人关于“道”的信仰，经过如实的科学研究和改造以后，以合理的形式，仍然可以有效地成为普遍性的人文信仰；就中西合璧而论，西方基督宗教中蕴涵的宗教精神，在中国化以后，依然可以成为21世纪中国人信仰或信念建设的资源之一。

当然，在教化形式上，教育和学术思想代替了宗教形式；在教化内容上，真、善、美、用、信等真理的认识和追求，代替了对人格神的崇拜。可以肯定地说，依靠教育的普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培育和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理性地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人生信念问题，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贺麟“宗教精神”论所关注的民族宗教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看来仍然是未来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十七讲思考题

1.宗教和宗教精神的异同。

2.如何培育中华民族的宗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