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已看到印侨竭尽全力展示出的和平的力量。这些非暴力抵抗者大多数都贫困潦倒，生活没有盼头。读者应该也记得，斗争到这个时候，来自凤凰村负责组织的同事除了两三位之外全都入狱了。外来的同事只有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卡查理亚先生一人还未被捕，再有就是留守在凤凰村的韦斯特先生、韦斯特小姐和马甘拉尔·甘地。卡查理亚先生负责全面监督管理。薛欣小姐统管德兰士瓦的账目，还负责照看跨越边境的印侨。韦斯特先生负责《印度舆论》的英文栏目以及和戈克利的往来电报。在那段时期，情况一日三变，写信根本跟不上形势，只能发电报，篇幅比一般信件短不了多少。发电报这项棘手的工作就由韦斯特先生负责。

和矿区的纽卡斯尔一样，凤凰村也成了北部沿岸地区的罢工中心，（P.483）数以百计的工人到这来讨教或讨个住处。这自然引起政府注意，也让周边欧洲人极为不满。继续住在凤凰村变得不太安全，但就算是村里的孩子们也勇敢地完成危险的任务。与此同时，韦斯特先生被捕，尽管政府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抓人的理由。我们的想法是，韦斯特和马甘拉尔·甘地不但不应积极争取被捕，反而要尽量避开。所以韦斯特先生并未给政府任何逮捕自己的由头。但政府要是觉着某个自由的非暴力抵抗者碍眼，就会把那人抓起来，才不管被抓的人方不方便，也不用等什么适当场合。只要政府想做，这就是充分的理由。刚从电报获悉韦斯特先生被捕的消息，戈克利马上就着手实施向南非派遣国内干将的政策。此前在拉合尔（Lahore）召开的支援南非非暴力抵抗者会议上，查·弗·安德鲁斯先生倾囊相助，自此之后，戈克利先生就对他另眼相看。所以刚获悉韦斯特先生被捕的消息，（P.484）戈克利就给安德鲁斯发电报，问他是否愿意马上赶去南非。安德鲁斯一口答应。他的好友皮尔森也准备同时动身，于是二人结伴搭乘最早一班客轮离开印度，赶赴南非。

不过此时斗争已接近尾声。南非联邦政府无权将几千名无辜的人关在牢里。印度总督容不得他们这么做，全世界都在等着看史沫兹将军会怎么做。于是联邦政府只能像其他所有身陷此类困境的政府一样改弦易辙。情况根本都不用查，印侨蒙受的冤屈人尽皆知，而且人人都认为要平反昭雪。史沫兹将军也看得出确实有不公之处，需要纠正。但此刻的他左右为难，就像一条蛇被老鼠卡住，既吞不下又吐不出。他必须公正行事，但他又失去了这么做的权力，因为他已经向南非的欧洲人保证，说他不会取缔3英镑人头税，也不会做出任何其他改动。可这会儿他迫于无奈，既不得不取消人头税，还得要修正一些法案。在那些受民意限制的国家里，政府遇到类似难题解决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委员会，装装样子做个调查，再给出早就拟好的建议。（P.485）通常，政府都会采纳这种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然后打着这个旗号，纠正自己之前拒不承认的错误。同样，史沫兹将军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但印侨发誓绝不和委员会打交道，除非政府同意他们提出的几项要求；其中一项要求就是释放所有因非暴力抵抗入狱的人士，另一项要求就是委员会成员中至少要有一名印度代表。委员会建议政府无条件释放卡伦巴赫先生、波拉克先生和我，以“确保充分彻底的调查工作”。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将蹲了不到两个月监狱的我们三个人同时释放出狱（1913年12月18日）。刚被逮捕的韦斯特先生也被放出来，因为他的罪名根本不成立。

这一切都发生在安德鲁斯和皮尔森到达之前，所以当他们抵达乌德班，我才能前去相迎。他们路上并不知道情况，（P.486）见到我都惊喜不已。这是我与这两位品格高尚的英国人第一次见面卡伦巴赫先生、波拉克先生和我被放出来的时候都感到很失望。在狱中，我们不知道外面的情形。等听到委员会的消息时都很吃惊，但我们一致认为不论是何种方式，都不应与之合作。我们觉得政府当然应该在委员会里任命一名印度代表。因此刚到德班（1913年12月21日），我们三人就给史沫兹将军修书一封，内容如下：

“我们对委员会成立表示欢迎，但强烈反对埃森兰先生和怀里先生（Messers Esselen and Wylie）在内担纲。此反对针对的不是他们个人。两位先生都是声名显赫、能力出众的公民。但因二人都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对印度人的厌恶，故可能会在无意之中有失公允。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两位先生不可能违背自然法则，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不过我们并不要求免去他们二人在委员会的职位。我们只是建议在此二人之外再任命几名公平公正的人士。在此，我们提名詹姆斯·罗斯·伊恩斯爵士174、威·菲·施赖纳大人,（P.487）两位皆是出了名的公正无私。其次，我们要求释放所有非暴力抵抗者。如果做不到这点，我们也很难再待在狱墙之外。再继续关押非暴力抵抗者也没道理。其三，如果我们要向委员会提供证据，政府必须允许我们走访契约劳工工作的煤矿和工厂。若以上要求无法做到，请恕我们会另想办法重新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