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要公正，要忠于人心，是韩非子立法思想之所重。公正性是忠于民心的一个重要前提。所以我把二者安放在同一个小节。

1.​ 公正性

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出自《饰邪》）

法就像镜子，镜子保持澄亮而不受到干扰，美丑就自行显现；法就像衡器，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到干扰，轻重就得以衡量。相反，如果摇动镜子和衡器，那么它们就照不出、衡不准了。简言之，法不公正就不能衡量是非。

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出自《有度》）

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

高明的木匠虽然能够用肉眼测度也合乎绳墨，但他也一定是首先以规和矩为基准的。同样，智慧的高人虽然能很快把事情做合适，但必须以法制为标准。绳墨的作用就是把弯曲的木头进行砍削，秤的作用就是把多出的重量减少，所以用法治国，就是用法作为标准来衡量事物罢了。

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赋，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诉。（出自《备内》）

《春秋》这类史书所记载的那些谋逆的大奸大恶，差不多都是出自尊贵的大臣。问题就出在法律所防范的都是卑贱小民，而不是有权有势的官僚大臣，这样百姓绝望，没有地方能够申诉。

法平，则吏无奸。（出自《饬令》）

法律公平，那么官吏们就不能做出奸恶之事。

【评】：

人天性有求公正之诉求，确保公正才能避免“亚当斯效应”，也才能斩断人们对法的侥幸心理。

韩非子的“治吏不治民”思路在上面最后两句也明白无误地体现了，权贵层、官吏层而非草民才是治国的核心风险所在，所以法制一定要公正，一是让权贵不能置身法外，二是让管理不能利用法律营私害民。能洞察至此，韩非子可谓睿智。

2.​ 忠民心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出自《安危》）

韩非子认为治道要忠于法，法要忠于民心，尧舜之圣，就在于他们的治法是忠于民心的，所以民众才爱戴他们。

在《功名》篇，韩非子提到过君主建立功名的四大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民心，他认为“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

但在实操中，如何把“忠民心”与“严刑重罚”平衡地结合起来并非易事，事实上重罚思想处于更高的优先级，秦之亡，亡于尽失天下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