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曾经称孔子为“The Secular as Sacred”，直译即“以凡俗为神圣”。的确，对孔子来说，无论是“天国”、“净土”还是“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都不在此世（this world）之外。只要我们能够以礼仪实践点化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日常生活就会成为一种充满了“价值”和“意义”的“斯文”的生活，一个人也会相应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如此，神圣的“天国”、纯洁的“净土”以及逍遥自由的“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就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正是消解了自由与必然、凡俗与神圣之间的鸿沟而使之一体无间的结果。不过，如何才能够既摆脱单纯生物存在的状态，又避免庸俗的圆滑与世故，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场合都做到“彬彬有礼”，最终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礼仪实践融为一体，举手投足无不从容中道，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关键在于全身心的投入。换言之，对孔子来说，日常生活中事无大小都要“守礼”，决不是为了简单地符合外在的各种社会规范，而是要藉此对“礼”所蕴涵的精神价值“体之于身，验之于心”。事实上，《乡党》中一幅幅孔子的生动形象，正是孔子通过各种礼仪实践来进行身心修炼的最佳写照。

礼仪实践首先离不开身体的参与。《乡党》所记录的孔子的“衣食住行”和“言”，几乎都是由一系列的“体态”构成的。尤其是关于孔子接待外宾、上下朝和出使国外举行典礼的行为举止的描绘，更可见在礼仪实践的过程中身体所必须完成的一系列复杂的动作。在接待外宾时，要面色庄重，脚步轻快，所谓“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向两旁的人作揖行礼，一方面要左右兼顾地打躬弯腰，一方面还要保持衣服在前后俯仰之间整齐不乱，所谓“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上朝进门时，要鞠躬谨慎，似乎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所谓“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经过国君的座位，要面色庄重、脚步轻快，言语好像说不出来一样。所谓“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走上朝堂要提起衣服的下摆，谨慎恭敬，屏着气好像不能呼吸一样。所谓“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下朝走出来，降下一级台阶，面色便放松起来，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下完了台阶，便疾步向前，好像鸟儿舒展翅膀一般。所谓“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出使外国举行典礼时，拿着圭时，恭敬谨慎，好像力量不够的样子。向上拿，就好像在作揖；向下拿，就好像在交给别人。面色庄重，脚步也紧凑狭窄，彷佛走独木桥一样。献礼的时候，满脸和气之色。以私人身份和外国君臣会见，则是轻松愉快的样子。所谓“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如此等等，无不可见礼仪实践本身就是一种“修身”的活动。每一种体态动作是否准确到位，同时也就是相应的礼仪行为是否恰当得体的反映。当时衡量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是否堪称“君子”，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看该人在各种场合中是否有“威仪”。而所谓“威仪”，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就一个人礼仪实践过程中的言行举止等“体态”而言的，所谓“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190

儒家传统中身体的角色和意义，晚近在一些学者的推动之下，逐渐获得了学界较为广泛的重视。191笔者也曾经讨论了宋明儒学功夫论中身体的向度，并利用1990年代以来新出土的儒家文献进一步论证了先秦儒学修身传统的身体向度。192在笔者看来，对整个儒家传统而言，并无身心之间截然的二元两分，人被视为一个身心交关的存在过程。儒家的修身功夫不只是一种单纯精神性的心性修养，同时也是一种身体的修炼。193只是当初的论证并未以《乡党》为例，这里对《乡党》篇的分析，正可以进一步支援笔者的分析和判断。事实上，《乡党》中的孔子形象，恰恰是为身体在儒家传统中的重要角色和意义提供了绝好的权威性见证。唐君毅先生（1909－1978）也曾经通过与基督教、佛教和道教传统的对比，指出了儒家对于身体的重视。所谓“人之德充内形外，而显乎动静，发乎四肢，而通于人伦庶物，家国天下。则儒家之言尽伦尽制，貌似平庸，而此复有大不平庸者存。此大不平庸处，在此中之心性或仁种，既超越于此身体形骸之上，又贯彻于身体形骸中，再运用此身体形骸，以迸发昭露于此身体形骸之外，以达于人伦社会关系中之他人之精神，对他人之心性或仁种，加以吹拂，以使之亦化育而生长。此方是真正之树立吾人之现实生命，亦使人安身而立命的切挚之道。而其它之宗教因其重在由此心此性之超越性、无限性之表现，以建立超越的信仰，遂不免视此身为情欲之罪恶之所依，为苦之积聚处，为炼养之鼎炉之工具，此正是未能善于安顿此身，而树立此身之生命者也。”194

孔子曾经有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反问。显然，这说明孔子认为礼仪实践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外在的形式。人们内心的情感丰富细腻，流动变换，如果没有一种客观的轨道使之获得合理且具有公共性的表达，则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难以获得彼此之间的沟通。对孔子来说，礼仪本来应当是表达人们内心各种真情实感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与方式。但是，如果礼仪异化为被迫要去服从和履行的种种外在强加于人的社会规范，那么，礼仪就会沦为纯粹的“虚文”，礼仪实践相应就会失去了其表达人们内心真实情感的功能和意义，从事礼仪活动的人也就无异于傀儡和“行尸走肉”。无论是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的反问还是对子夏“礼后乎”的认可，195都是对这一点的明确强调。因此，除了身体的参与之外，礼仪实践同时也是一种修“心”的功夫。在礼仪实践的过程中，真情实感的由衷贯注是绝对必要的。反观《乡党》中孔子的言行举止、衣食住行，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各种礼仪行为不仅由一系列“体态”构成，同时也是其“心态”的流露。换言之，不同的“体态”也正是不同“心态”的表现。譬如，孔子在乡里和朝廷之上以及与下大夫和上大夫之所以有不同的言谈方式，所谓“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便便言，唯谨尔”、“侃侃如也”以及“訚訚如也”，正是由于其内心情感状态或者说的“心态”不同。

对于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来说，“身”、“心”的分别只是理论分析的方便，就实践的过程本身来说，“体态”和“心态”是彼此交关、密不可分的。一个恰当的礼仪行为，一定是由恰当的体态和相应的心态共同建构而成。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孔子出使外国举行典礼时的那一段记载为例加以说明。所谓“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这里，身体的姿势和内心情感的状态是互为表里的。当孔子拿着圭似乎力不能胜时，其心态是恭敬谨慎的；当孔子脚步紧凑，好像在沿着独木桥行走时，其心态是庄重严肃的。并且，也正是由于内心恭敬谨慎，孔子持圭才会“如不胜”；也正是由于内心庄重严肃，孔子才会面部表情“勃如战色”，走路才会脚步紧凑，如行独木桥上。整个《乡党》篇中“如也”共出现16次，应当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而这两个字，正是同时对“体态”和“心态”的形容。就此而言，贯彻于日常生活的礼仪实践，就绝不只是一些公共仪式的简单履行和一些身体姿态的机械显示，而正是一种凝聚精神、运转身体从而使自我的存在与他人、社会、自然和宇宙一体流行、圆融无碍的身心修炼功夫。

礼仪实践作为一个“体态”与“心态”相与表里、融合无间的动态过程，由《乡党》中孔子的言行举止获得了形象和具体的展现。不过，“体态”和“心态”能否互为表里、融合无间，往往很不容易做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又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无有止境的过程。孔子曾经对子路说过“六言”（六种品德）及其“六蔽”（六种流弊）的话，所谓：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这里，“仁”与“愚”、“知”与“荡”、“信”与“贼”、“直”与“绞”、“勇”与“乱”以及“刚”与“狂”这六种品德及其流弊，相差仅在一线之间。往往稍有不慎，就会流于“愚”而犹自以为“仁”，流于“荡”而犹自以为“知”，流于“贼”而犹自以为“信”，流于“绞”而犹自以为“直”，流于“乱”而犹自以为“勇”，流于“狂”而犹自以为“刚”。而一旦产生“六蔽”而不自知，又一定会在“心态”和“体态”两个方面同时有所表露。由我们的日常经验即可知，正如“仁”、“知”、“信”、“直”、“勇”和“刚”一定会在诸如眼神、面部表情以及行、住、坐、卧等各种体态中都有所表露从而形成特定的“气象”一样，“愚”、“荡”、“贼”、“绞”、“乱”和“狂”也同样从来都不只是对“心态”或“体态”任何单方面的描述，而必然是“身心”两方面兼而言之。譬如，当我们说一个人“愚”时，一定是涵盖其精神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这身心内外两个方面。其它“荡”、“贼”、“绞”、“乱”和“狂”，也是一样。至于如何才能体现“六德”而避免“六蔽”，如孔子所说，关键在于“好学”。

孔子对“学”是极其重视的，不但《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孔子本人的自我界定也正是“学”而非其它，所谓“十邑之内，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那么，“学”又是指什么呢？广义的“学”，当然指从理论到实践各种各样的学习，不过，由《论语》的文本尤其《乡党》一篇的语境来看，“学”更多地应当就是指学习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否则，是无法“时习之”的。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有一段类似于上引论“六德”与“六蔽”的文字，所谓“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里，孔子就明确点出了区别“恭”和“劳”、“慎”和“葸”、“勇”和“乱”以及“直”和“绞”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礼”。至于如何才能做到“有礼”，这就需要将日常生活的任何场合都能作为身心修炼的契机，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使我们内心的各种情感都能获得恰当的表达方式。

不过，正如《乡党》中的孔子形象所展示的，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虽然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同时又始终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在不同的场合，对待不同的人，言行举止都需要有所不同。而这一点，就涉及到了日常生活中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的境遇性原则。能否贯彻这一原则，也是能否成就圣贤人格的一个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