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关于重用小人的问题。事实上,南朝君主乐言吏事、喜用寒人,乃是南朝政治的一个共有现象,而这一点素为士大夫们所诟病,因为士大夫一向自命清高,看不起那些出身下层、缺乏礼仪教养的“小人”。毋庸讳言,每个“荒主”的身边,都有一批驱走小人,即正史所谓的“恩倖”。但事实上,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武帝、齐明帝等,也都是使用“恩倖”的好手。
我们可以具体考察一下南朝正史中的“恩倖”。据《宋书·恩倖传》,刘宋著名“恩倖”有: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徐爰、阮佃夫、王道隆、于天宝、寿寂之、姜产之、李道儿、杨运长。据《南齐书·倖臣传》,南齐著名“恩倖”有:纪僧真、刘係宗、茹法亮、吕文显、吕文度。
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一直就是孝武帝刘骏的心腹亲信,他们在政治上得势,完全是孝武帝刘骏一手提拔起来。史书上就说“世祖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这几句话说得很明白,孝武帝刘骏在处理朝政大事,不喜欢委任士大夫出身的外廷大臣,但是又不能缺少可以信赖的“心腹耳目”,于是就特别重用戴法兴。即便戴法兴后来奉命前往东宫侍奉太子(即前废帝刘子业),但仍然深受孝武帝的特别信任。后来,戴法兴成为前废帝的辅政大臣,就是孝武帝本人的安排。戴法兴受到重用,怎么能够说是出于前废帝的意思呢?
戴明宝(?—477,南东海丹徒即今江苏镇江丹徒区人)则是先追随孝武帝,后来又成为宋明帝的心腹。徐爰,则是宋文帝刘义隆提拔起来,后来成为孝武帝刘骏信任的近臣。阮佃夫在宋文帝元嘉时期,就跟随宋明帝,后来在杀害前废帝的政变中,纠合于天宝、寿寂之、姜产之、李道儿、王道隆、杨运长等人,立有大功勋,并在其后的论功行赏中封侯。
上述诸人,在宋明帝在位期间都有很大权力,史书上说:“时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蔑如也。”意思就是说,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三人的权力,仅次于宋明帝,就是孝武帝时期的戴法兴、巢尚之等人也比不上。他们后来都被宋明帝选为后废帝的辅臣。
由此可见,恩倖在刘宋政治舞台上之崛起、活跃,主要是由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彧二人所造成。沈约(441—513,字休文,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吴兴武康即今浙江德清人)在《宋书·恩倖传》后“史臣曰”中,在评论“恩倖”时说道:“世祖之泥滞鄙近,太宗之拘挛爱习,欲不纷惑床第,岂可得哉?”沈约将刘宋“恩倖”问题只归因于孝武帝、宋明帝,应该说是一种卓识。
南齐的情况也差不多。例如,纪僧真(429—483,丹阳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人,南齐“恩倖”)在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两朝都很有权势。萧道成篡夺刘宋江山,纪僧真可以说是元从功臣,最后萧道成的遗诏,也是交给他掌管。齐武帝萧赜则对纪僧真尤为欣赏,曾说:“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
刘係宗(419—495,丹阳即今安徽当涂丹阳镇人,南齐“恩倖”)也是萧道成的元从功臣,废黜刘宋后废帝的命令,就是他奉命起草,萧道成勉励他说:“今天地重开,是卿尽力之日。”一直到齐明帝萧鸾时,刘係宗都很得势,齐明帝还曾贬抑士大夫,说:“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係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
茹法亮(435—498,吴兴武康即今浙江德清人,南齐“恩倖”、权臣)在刘宋时,曾凭借投靠阮佃夫而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后来成为齐武帝萧赜的心腹,进入南齐后,先后受到齐武帝、齐明帝的重用。
吕文显(生卒年不详,临海即今浙江临海人,南齐“恩倖”)、吕文度(生卒年不详,会稽即今江浙绍兴人,南齐“恩倖”)二人,情况也都是差不多。他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基本上都是在齐武帝、齐明帝时期。
“恩倖”干政,乃是南朝政治史很有特色的一个大问题。“恩倖”为什么能够兴起、并活跃于南朝的政治舞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在了下坡路上,他们的执政能力已经渐渐退化,无法满足运转国家机器的需要,这是“恩倖”崛起的大背景。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恩倖”势力的一度空前膨胀,与君主的纵容扶持也有很大关系。而就史实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南朝“恩倖”势力最为嚣张的时期,并不是“荒主”当政的时候,而是在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明帝等“有为”君主统治的时期。这是因为,“恩倖”的本质不过是依附于皇权的寄生物,皇权是它们的权力之源,离开皇权他们便成无源之水。
基于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以“重用小人”为借口,来指责这群少年皇帝——“荒主”呢?
最后,我们再从传统道德评判的角度,说一说赵翼论点的偏颇之处。
何谓“荒主”?荒唐君主之谓也。我们不是经常会说,少年轻狂,最易荒唐,的确,赵翼所列的7位“荒主”无一不是青年皇帝。看来,在赵翼眼中,只有年青人才会犯错误、才会荒唐孟浪。但无数史实表明,赵翼的这个价值取向是片面的、是有问题的。论荒淫、论残暴,这批青年“荒主”皇帝,都不及那些已经成年的皇帝,例如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齐明帝萧鸾,他们才是真正的昏君暴主。如果说这批年轻的“荒主”只是少不更事的荒唐,毕竟还有改过的可能,因为他们都还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而那些成年皇帝的行为,则是一种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荒淫残暴,他们猜忌成性、豺狼为心、杀人嗜血,才是真正的“荒主”昏君!
最后,我们不仅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赵翼得出“荒主”的评判?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到中国的传统道德评价。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评价标准,让这群年青的皇帝戴上“荒主”的“桂冠”。因为依据中国传统道德评判的逻辑,大凡被废黜或亡国之君,往往就是昏君的代名词。
黄仁宇博士就曾通过对宋前废帝刘子业、齐东昏侯萧宝卷及南朝社会的评点,对传统道德评判的逻辑进行了质疑。他说:“南北朝有时也被一般作家写成一段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时代。宋前废帝刘子业为姊山阴公主置面首30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同样被斥为无道,也同样被称为这纷乱时期代表。还没有提及的则是他们都是20不到的年轻人,生长深宫,事实上又无从发挥传统帝王的功能,而两人又相继被弑后在历史上担待千古罪名。有正则必有反,这样看来,他们既已永远的称为废帝昏侯,可见得传统道德观念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没……”
的确,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本来不应以成败论英雄,但千百年来,我们却一直都在用这种眼光审视南朝的历史。或许,现在该是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