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有地位的欧洲人都积极支持印侨抗争，因为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应该在此一并介绍，这样后面提及，读者也能心里有数，我也不用打断叙事，另行介绍。人物介绍先后顺序与所做贡献或个人声望无关，我只按这些友人与我结交，或他们协助印侨抗争的时间顺序来排列。

首先介绍的是艾伯特·韦斯特先生（Mr. Albert West），运动还没开始前他就和侨团打过交道，和我的交情就更早了。我首次在约翰内斯堡开设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内人并未随行。读者应还记得，1903年我收到南非发来的一封电报，本以为年内就能返回，就只身一人匆匆赶去。约翰内斯堡有家素食馆，韦斯特先生经常光顾，（P.268）我也常在那儿吃早饭和晚餐，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起来。当时韦斯特先生与另一位欧洲人合伙办出版社。1904年，约翰内斯堡印侨社区爆发恶性瘟疫。我全力以赴看护病人，只能不定点的去素食馆吃饭；就算要去，也要赶在其他客人之前，免得他们因与我接触而被传染。韦斯特先生之前就在报上看到我照料瘟疫病人的报道，等他连着两日未在素食馆见我，就着急了。第三天一大早六点钟，我刚打算出门，韦斯特先生就跑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就见他笑呵呵地站在门外。

“看见您太好啦，”他欢呼道，“在饭馆见不到您，我都担心坏了。我要能帮上什么忙，您可千万别客气。”

“您能帮着照看病人吗？”我调侃地问道。

“怎么不行？我可是有备而来呢。”

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就对他说：“我就猜到您会这么说，不过照看病人的人手够多了，而且我还想托您干些更难的活儿呢。马丹吉特在这忙于疫情，（P.269）所以《印度舆论》那边没人打理。如果您能去德班帮着管理出版事宜，那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当然，我也无力高薪聘您，我只付得起一个月十镑的工资，外加报纸销量的一半利润，如果有的话。”

“这确实是个挺艰巨的工作。我必须先征得合伙人的同意，另外还要收回一些欠款。不过别担心。我今晚给您明确答复如何？”

“行，我们晚上六点公园见吧。”

我们按时会面。韦斯特先生已征得合伙人的同意，并托我帮他收回欠款。次日他就搭夜班火车前往德班。一个月后，我收到他的报告，告诉我出版社不仅不赚钱，还很有可能赔钱。多笔欠款未追回，书籍保管不当，甚至连订报人的名单和地址登记都不完整。其他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韦斯特先生写这份报告不是为了抱怨，他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他向我保证他会善始善终，不过希望我明白，报社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自给自足。

之前马丹吉特先生也来过约翰内斯堡拉人订报，他也和我商量过怎么管好报社。（P.270）但每个月我或多或少都要往里贴钱，所以我也很想清楚知道自己到底背了多少债。马丹吉特并没有经营出版社的经验，所以我打一开始就一直在想，应该给他找个熟悉业务的帮手。我正琢磨的时候，疫情爆发了，而马丹吉特是处理此类危机最合适的人，我就让他负责看护工作。出乎意料，韦斯特提出帮忙，我就抓住机会请他不光在瘟疫蔓延期临时帮着管理出版社，而要一直干下去。所以他才做了刚才提到的那份报社发展前景报告。

读者们已经知道我们最终将报社和出版社迁至凤凰村，而韦斯特先生的工资也从每月十镑减到每月三镑。但他本人对这些调整毫不在意。我从未见过他有丝毫焦虑，他总是从容自如。虽然他并非神学家，但我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有着极强的宗教精神。他个性独立，对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从不拐弯抹角，生活上他也很简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还未婚，但我知道他的私生活无任何不检点之处。几年之后，他回英国探望父母，再回来已经成家了。（P.271）在我的建议下，他把妻子、岳母还有年幼的妹妹带到凤凰村，在那儿过着极为简朴的日子，与印度人亲如手足。韦斯特先生的妹妹艾达·韦斯特女士（我们都称她为“迪维·贝恩（Devi Behn）”）今年已经35岁了，至今未嫁，生活非常虔诚。她也慷慨地为凤凰村的首批成员提供了很多帮助：有时帮着照看小孩，教他们学英语，有时在公用厨房帮厨，打扫房间，还帮着出版社做些记账、撰稿等工作。无论是什么工作，她都马上做好。现在她已不住在凤凰村，但那只是因为后来我回了印度，出版社没钱的缘故，——出版社甚至付不起她甚为微薄的个人开支。韦斯特先生的岳母今年已经年逾八旬。老太太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常常帮大家缝缝补补。在凤凰村，大家都叫她“奶奶”，真把她当成自家人。韦斯特夫人的好更是不消我说。凤凰村很多住户锒铛入狱的时候，韦斯特夫妇和马甘拉尔·甘地一道接过整个村的管理事务。韦斯特先生还要负责出版社和报社，在我或其他负责人不在的时候，负责去德班给戈克利先生发电报。所以当他也入狱的时候（P.272）（不过他很快就获释了），戈克利先生焦急万分，甚至派安德鲁斯和皮尔森（Pearson）过来处理。

此外还有上文已介绍过的瑞奇先生。131在非暴力抵抗开始之前，他就在我事务所工作，后来他去英国考律师，希望在我没空的时候顶替我工作。他是南非英属印度人委员会伦敦分会的灵魂人物。

第三位是波拉克先生。和韦斯特先生一样，波拉克先生和我也是在那家素食馆无意间结为好友的。同样，他也毅然辞去《德兰士瓦评论》（The Transvaal Critic）副主编一职，加盟《印度舆论》。大家都知道他为了抵抗运动如何在印度和英国四处奔波。瑞奇去英国的时候，我让波拉克离开凤凰村来约翰内斯堡，先是请他做我的文秘，后聘为全职律师。后来他也成家了。波拉克夫人在印度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不但不反对丈夫的选择，还在斗争中成了他的最佳助手。波拉克夫妇虽然在不合作运动中和我们意见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仍在尽其所能为印度效力。

接下来介绍的是赫尔曼·卡伦巴赫先生（Mr. Hermann Kallenbach），我也是在抵抗运动开始之前就认识他了。他是德国人，如果没有世界大战，现在可能还在印度。他是一个激情四射的人，既富同情心又童真单纯。（P.273）他是一名专业的建筑师，但在他的眼中，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我关掉约翰内斯堡事务所的时候，就在他家借住。当我提出负担部分家用开销的时候，他很不高兴，还说我住进来其实替他省了不少钱。他说的这话倒也不假，不过我与欧洲友人的私交和此书无关，还是略过不谈。约翰内斯堡非暴力抵抗者收押入狱后，我们想把他们的家属安置在一处，卡伦巴赫先生把他的大农庄免费借给我们用。关于此事，后面还会详述。再有就是戈克利先生访问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卡伦巴赫让侨团用自己的小别墅接待贵宾，先生住得很满意。先生离开的时候，卡伦巴赫又和我一起把他一直送到桑给巴尔岛132。那之后，他曾和波拉克一道被捕入狱。后来，卡伦巴赫先生也和我一起从南非去英格兰与戈克利先生会面。但等我从英国返回印度的时候，一战爆发，他无法同行：英国拘留了境内所有的德国人。一战结束后，他回到约翰内斯堡，重操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