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对周边的笼络，和周边对中心的投靠，是天下分合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历史上，羁縻和朝贡往往是在大义的名分下求利。

尽管历代中央王朝以“天下”为治理对象，然而其统治范围不可能无限度扩展。所以，即便是国家垄断公司，也有着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但是，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对自己的文化优势具有高度自信，所以才在对外政策上有“以夏化夷”的基本方针；在多数情况下还对自己的经济优势也具有相当自信，“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由此而形成的古代国家垄断公司，是内敛的，且趋向于自我封闭，对外开放不是走出去，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追求万邦来朝的老大地位。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和朝贡外交。

羁縻是象形字，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到了唐朝，羁縻政策逐渐定型。所谓羁縻政策，就是对“心仪王化”的边远民族采取笼络方式，设置府州。凡是羁縻府州，不改变社会组织，不进行户籍管理，不交纳常规租税，一切按照当地的原有习惯方式管理，朝廷赐予部族首领官职名号，部族承认中央的权威和隶属关系，按照年度朝贡，而中央为了显示关怀，回赠较高赏赐。唐代中央直接管理的正州三百多个，而羁縻府州史籍载名的达八百多个。这种羁縻制度，到了元代以后，演化为土司制度。虽然清朝在靠近内地区域实行过“改土归流”，但土司和特别区域一直存在。可以说，羁縻制度下，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分成两种。正常府州，地方政府就是中央的下属，人财物都受中央支配；而羁縻（土司）地方，则是同中央自愿联合的，尽管有上下级的名分，但更多地立足于双方互惠。中央政府对其原则上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羁縻政策下的边疆民族，享有高度自治权。当然，不得违反中央的大政禁令。这种央地关系，十分相似于现代兴起的“挂靠”。某个经济实体，为了取得合法名分，需要找一个主管单位，一般情况下主管单位不干预，但在出事时主管单位要查处。现代的挂靠与古代的羁縻不同处在于：古代羁縻，往往能从中央政府获得优厚支持。有些时候，中央为了显摆自己，或者为了更好地笼络地方，其恩赐往往远远超出进贡的价值。对于比羁縻地方更远的外夷，愿意来华，就纳入朝贡外交体系。在古代的组织分合关系中，惟有这种关系基本上立足于自愿而非暴力强制，所以其扩展或者萎缩主要取决于双方从中的获益情况。

但是，古代的羁縻和朝贡，仍然存在内在矛盾。羁縻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利益，利益就要计较得失。而一旦形成这种羁縻关系，对中央朝廷来说其主要性质就变为笼络情感，纳贡仅仅是一种臣服表示，不在多少，而赏赐则体现大国风度，多多益善。所以，从唐到明，日本人争相遣唐进贡，因为这比做买卖更划算。如果说羁縻接近于当今的挂靠，对于被羁縻者最重要的是看能不能获益，在“有事”时能不能罩住；对朝廷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对方是否心悦诚服，能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往往算计的是非物质利益。由于双方算账的标准不同，有时难免会有矛盾。有一点与现代不同，凡是羁縻关系，都是对上下等次的确认，所以，不存在转变为现代对等地位的前提。

我们对历史上的国家分合因素进行考察，目的是从中看出组织走势。尽管现代与古代相比，社会性质、政权运作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史上的分合走向不仅具有值得总结的经验遗产，而且其观念和行为方式已经沉淀在民族的潜意识层次。如果向深层发掘，还可看出一些更有意思的做法。例如，历代王朝为了促进大一统之合，往往对不同民族采用同化（汉化）政策；而为了防止分，往往培育机构、职责、群体之间的制衡与掣肘功能；为了消除尾大不掉，在垂直监控和层级管理上形成了十分精巧的网络结构；而为了保障国家垄断地位不受威胁，又在社会层面严格限制自发自治的组织体系，以“编户齐民”方式把社会原子化。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过去时态，但中国特色就是通过这些逐渐演化出来的。所谓中国特色，是几千年的文明积累，而不是几十年的实际操作。对此进行理性分析，有助于在当今恰当理解从历史走出来的天下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