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韦伯的制度主题和文化主题，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互补和镶嵌形成交错张力，这就是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科学产生技术理性，宗教产生救赎伦理；科学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宗教寻求理想世界的最后归宿。二者之间的对立，使现代人处于非此即彼的焦虑之中。至今我们经常看到的科学信仰和人文关怀之争，实际上是这种科学与宗教对立的逻辑延伸。韦伯小心翼翼地沟通二者，寻求二者的嵌合。也许，这才是韦伯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

当代研究韦伯的专家施卢赫特曾对韦伯的这一贡献有着学术性的说明：“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 在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魔咒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国内研究韦伯的专家苏国勋则从另一个角度——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冲突来解读韦伯的意义。他说：“在韦伯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相互关系和张力中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理性化造成现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受赐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设的‘铁笼’，饱受丧失目的追求（价值）、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韦伯在20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这也许是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对他共同感兴趣的原因。”（《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15日）

不管从那个角度，韦伯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尤其是学理上的思考。在喧嚣的社会中，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们已经很少认真冷静地思考人类命运了，学术也越来越功利化了，韦伯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学术的厚重和虔诚。有人曾经用讽刺的口吻说：“谁掌握了对韦伯的阐释权，谁也就有望执学术研究的牛耳。”如果把这句话中的揶揄语气去掉，可能更符合实际。面对像韦伯这样的学术里程碑式的大师，后来者有什么理由不以为然！

（初稿撰写：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