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谈到这些情景后，巴纳德紧接着指出，“所有这些组织要素都是道德因素的具体表现。这些都使得领导成为必要，即必须通过信念来鼓舞人们做出协作的决策的个人力量。这些信念是：共同理解的信念，可能成功的信念，个人动机最终能够获得满足的信念，客观权威正在确立的信念，共同目的比参加组织的个人目的更优先的信念。”（P203）

这段话直接指出了领导的重要作用，领导与组织的道德因素相联系，以及领导需要在哪些领域设立信念。这里有一个重要概念，组织的道德因素，什么是道德因素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组织的价值观、理念、信念、精神这类的事务。西蒙认为决策有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我们可以把道德因素近似等同于价值前提。由于多年来管理领域词汇的变化，加之翻译的原因，道德因素这个词现在不常用。

在强调了领导的重要作用之后，巴纳德又话锋一转，“可是，如果把领导、道德因素看成是组织中唯一重要的或有意义的普遍因素，那就如同把协作的结构和协作的过程看成不要领导也可发挥作用一样，是不对的。两种看法都是同推理和经验不符合的。有目的的协作只有在一定的结构性的限度内才可能实现，是由所有做出贡献的人的力量产生的。协作的成果不仅是领导的成果，而且是整个组织的成果。但是，如果不树立信念，没有触媒使人的努力的活生生的体系持续不断地交换力量和满足，这些结构就不能存在，它们通常就不能产生，就缺乏活力，就没有持久的协作。创造的过程是协作而不是领导，但领导是各种协作力量的引爆剂。”（P203）

这段文字给我们一个完整认识，结构化的协作过程需要领导行为的指引，二者缺一不可，扩大到更大的话题就是组织与人的均衡问题。

某些情况下，强调领导的作用容易引起共鸣。现实中，尤其在组织能力不够发达的情景中，很多社会组织的良好协作往往更依靠领导者个人信念和方向的引领，至于建立一个结构完善、运行顺畅的组织并不那么重要。通常认为，方向路径清楚后，剩下的就是人的问题了。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建立组织大概就是人们团结在一起即可，没有涉及巴纳德所强调的那种对组织的深度理解。而且我们往往把领导和领导者混为一谈，通常提到“领导”这个概念，往往指那些职位高高在上的人，“单位的领导者说了算，”这些话表达的意思是某种人、某个人；我们一般假定居于上层职位的人一定是带头的、说了算的、树立信念的、指明方向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依赖领导者，要做些新事情的时候，要依靠领导者，领导者也早习惯了这种依赖依靠，甚至将之视为权威的来源。典型的一些场景是，能拍板、说话算数的人不来，所有的交流讨论共识都是白费，无法决策；当一个巨大的任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时候，大量工作不可能按时完成的时候，只要有位强力的领导者到现场督办，事情就会神奇般地做成。

巴纳德所建立的是完整的组织理论，他的领导概念是为组织树立信念这种行为，这种活动，由这些行为、活动支撑起组织的一种功能。需要特别指明，巴纳德这里提出的所谓“领导”概念，并非指某种特性的人，不是指“领导者”，而是指一种特定性质的活动，一种特定性质的行为，可以视为组织的一项功能，即树立信念，树立组织的信念。领导者会承担更多领导行为的责任，但领导行为未必一定从领导者发出，任何组织成员都可能产生领导行为，领导者也可能不产生领导行为。